古德明 專欄作家
國際金融海嘯席卷香港，不少香港家庭生計岌岌可危。行政長官曾蔭權、政務司長唐英年、政制局長林瑞麟於是相繼招搖過市，東市買衣衫，西市買肉食，南市買電器，北市買脂粉。曾蔭權一擲萬元，林、唐酌量遞減，但也都五六千元一擲，說是要鼓勵市民用錢，刺激經濟。
但市民看見的，恐怕只是「官居下位，錢數未敢僭越」的為官之道；聯想到的，則是晉朝惠帝以及法國安唐妮王后給沒飯沒麵包吃飢民的忠告：「何不食肉糜？」「叫他們吃蛋糕吧（qu'ilsmangentdelabrioche）。」舊中國官吏濟民，不會這樣言傳身教。
宋真宗年間，壽州大饑，知州陳堯佐以私蓄買米，作粥放賑，當地官吏、富民見賢思齊，爭相效法，幾萬飢民因此得活。陳堯佐說：「吾非行私惠。蓋以令率人（命令別人行善），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續資治通鑑》卷二十四）
陳堯佐這樣的以身作則勸富救貧行動，舊中國無代無之。直到清朝亁隆年間，我們還看到淮安知府衞哲治「捐俸，益以勸募」，解民倒懸（《清史稿．衞哲治傳》）。
新中國成立以來，官場減俸捐廉濟弱扶傾故事成為絕響，代之而起的是另一類故事。香港自然不例外。
比如說，董建華主政香港期間，藉亞洲金融風暴之便，以「工人增值，共度時艱」為名，率先大幅削減公營機構新聘雇員工資，商界爭相取法，於是貧者越貧。同時，董建華又以「高官問責」為名，給所愛高官加薪一倍，商界心領神會，於是富者越富。一九九七年，英國香港總督彭定康月薪不足三十萬元；二○○七年，中共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月薪將近四十萬元。同時，香港市民月薪不足三千元的一九九七年有五萬多人，二○○六年則有十四萬多人。這叫做時艱共度。
不是這樣，香港那些高官怎麼可以用錢如水，勸民消費；曾蔭權政府又怎會屨及劍及，大肆擴充高官問責制度。他們的經濟發展局長吳惠蘭也未忘藉國際金融海嘯之便大聲疾呼：「工人可不可以減一半工資，繼續做下去？」
當然，新香港還有其他刺激經濟手段。月前，為了舉辦奧運馬術比賽，他們花了十二億元鋪設比賽場地，比賽十四天之後，設施就陸續拆毀；為了響應中共號召，他們又準備撥款一百億元給地震的四川，不管受惠的是共幹還是災民，也不管《香港基本法》有明文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
至於時難年凶扶傾濟弱，那是舊中國的封建思想，不符合現代高官問責精神。所以香港扶貧委員會二○○五年成立，無所事事，二○○七年就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