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李陀主編的《七十年代》，找來一班成長於七十年代的中國作家，藝術工作者撰文，書寫七十年代的個人遭遇，感想，生活上的挫折，年輕時的喜悅或失落。四十年前的陳年往事，追憶起來，好像是發生在昨天的事一樣，看似很近，其實很遠了。
眾多作家（一共收錄了三十位作者文章）中，認識的也見過面的祇有四位，他們是寫《斷章》的北島，寫《聽敵台》的阿城，寫《魏莊》的王安憶，寫《漫長的假期》的韓少功，不見史鐵生，陳村文章，真的要講七十年代，至少仍可多找四五十位作者來追憶當年種種。
文革帶來種種禍害，影響深遠，是那年代要探討的主要課題，毛主席逝世更屬頭等大事，某些信念要破產了，某種生活方式要成為過去了。看幾位算是認識的作家撰寫那年代，感覺特別親切。我們都曾在那年代年輕過，他們在中國，我們在香港。那時候，我們各有各的生活取向，在香港的可能比他們活得更精采，我們那年代的文藝青年，有著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可能性。四十年過去，中國成了文學藝術主流，香港的情況卻不樂觀了。
李陀在序言中指出編輯《七十年代》與懷舊無關，「是想借重這些文字來強調歷史記憶的重要」。
香港也可有一本屬於香港人集體回憶的《七十年代》，我們在那年代的生活，其實可與在大陸時期的知青互相引證，他們經歷過文革種種，我們在此也曾感受到那失去理智的瘋狂歲月，洪水為患，我們幸有「防波堤」，受傷較輕。
七十年代的香港生活，該比大陸有趣多了，自由多了。海運大廈有巴西咖啡，最適合文藝青年聚腳，談文論藝，刊物有《70年代》，從談無政府主義到中文運動，反貪污，保釣，《70年代》扮演著重要角色，較嚴肅的刊物雜誌有《七十年代》、《明報月刊》、《百姓》。《中國學生周報》快要完成它的歷史任務，其他年輕刊物，文社，詩刊都冒出頭來，百花齊放，那還是一個重視文字作為傳遞訊息，肯定信念的年代。
如今是一個怎樣的年代呢，李陀在感嘆：「歷史記憶本身在被貶值，被無意義化，被遊戲化，被無厘頭化，被逐月逐日降低其重要性，變成茶餘飯後的一種消遣，可有可無。」
實際情況是比想像更不堪，中國如此，香港一樣。《七十年代》的出現，希望「讓昨天在文字中生動復活，讓昨天在閱讀中展現，讓今天的人直接和昨天對話。」會不會屬一廂情願想法，我們不去翻看，《七十年代》不過是另一本在書店上架的著作而已。
北島說他的七十年代「是從那充滿詩意的春日開始的。」他說的是郭路生所寫的新詩。經歷過七十年代的種種生活磨練，一首兩首新詩的出現，帶來了新希望，北島日後寫新詩，寫出成績來，該與此有關。
王安憶仍是用小說家筆觸，說的是《魏莊》，在具體事件中談到下鄉知青成長的苦惱。「非喜非悲，卻是有一種承認的心情，承認這一切，於是就要面對。」
韓少功說起七十年代，指出在那年代，讀書仍是好的，「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處，最好的精神夢鄉。生活之痛只有在讀書與思維的醉態下才能緩解。」
香港的七十年代，雖然多姿多采，卻因沒有人書寫類似的集體回憶，欠缺那反省，透視力，因而看起來，竟沒中國當年知青，活得那麼有趣、精采，也沒他們吃過那麼多苦頭，那會不會是另一種錯覺呢。
看來我們也該把七十年代的個人成長故事，書寫下來，與中國當年的知識分子來一次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