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忝居政治敏感人物之列，實際我腦子裏並無多少政治敏感性。比如眼下極為敏感的所謂《08憲章》，在我看來不過就是一篇比較整飭的大路貨文章，與劉曉波先生此前發表的其他文章相比，沒多少新意。可是有的人眼睛就特別尖，據說從中讀出了分裂中國的意圖。意圖就意圖吧，畢竟只是意圖，又沒動真格兒拉杆子搞割據，把人抓去問問也就罷了。可是主事者似乎不像我輩這麼遲鈍，而是大有非把聯署者摸個遍，不從枯骨裏吸出骨髓不罷休的架勢。何以言之？繼曉波被拘之後，各地聯署者被約談的消息接連不斷。本以為這次我可倖免，不料十二月十七日下午還是接到了海澱「國保兄弟」約談的電話。
數字二代表約束專橫
仍是兩人結伴而來。從○五年以來，接國保約談有十來次了吧，每次基本上都是兩個人，有多於二人的，但從沒有少於二人的時候。對於凡約談不少於二人這一事實，此次我有特別的開悟。近來官方反普世原則的呼聲不是很高嗎？可是你瞧，連國保辦約談敏感人士這樣的公差，其出動人數也都在遵循普世原則。
此話怎講？這要從新舊約聖經說起。早在耶穌基督出生前一千多年，先知摩西就曉諭猶太人，沒有兩個以上的證人不能處決一個被指控的重罪犯。《舊約申命記》明確規定：「人無論犯甚麼罪，不可憑一個人的口作見證，總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才可定案。」到新約時代，這一原則又被重申。《馬太福音》記載，耶穌教導說，對犯錯誤的基督徒，如果一位基督徒弟兄不能敦促其悔改，那麼就要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見證人與他對質。
可不要小瞧這個硬性規定的數字二，它意味着對專橫的、反覆無常的統治者的約束。從這個數字邏輯出發，你皇帝就不能再金口玉言、說一不二，你林彪就不能再許給老毛「一句頂一萬句」，你縣太爺就再也做不成「要命的知縣」，你黨委書記、組織部長就不可能再「說你不行，你就不行，不行也行」，你貪墨的法官就不可能再那麼輕鬆隨意地出入人罪。
新舊約先知都明確規定的這個硬性數字，後世作為一個量化指標被整個基督教世界的司法體系所接納採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大量引進西方法律制度，這個數字原則也被引入中國。今國保凡出動約談必至少二人同行，即是這個「普世數字」邏輯在辦公差領域的自然引申。當年陳世美命韓琦獨自一人辦差，去截殺秦香蓮母子女三人，大約他腦子裏是沒有這個數字概念的。
為世所棄的中國模式
這說明發端於西方的普世原則已是包括中國人在內全體現代人生活的空氣，根本離不開它。你若說我們當今的警察治國或秘密警察治國就不是普世原則，就是咱自己獨創的「中國模式」。我說此言差矣！普世也有壽命長短之別。警察或秘密警察治國曾經也屬於普世現象，羅馬帝國就有秘密警察，中國歷代王朝都有秘密警察，希特拉、史太林也高度依賴秘密警察。《聖經》還說：「太陽底下，本無新事。」而今你津津樂道的那些所謂中國模式，只不過是已被文明世界所超越、所淘汰、所厭棄的歷史破爛兒。
焦國標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前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