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逝世的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不像他的好友基辛格及布熱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那樣仕途得意，成為高層政府官員，但他在政圈、學術圈及社會大眾的影響力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很多人包括政治精英及一般公眾都是透過他提出的理論來了解國際事務，來分析世界局勢發展的。
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亨廷頓在九三年提出的文明衝突論。當時冷戰剛結束，不少人沉醉於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勝利中，認為西方文明包括自由市場及民主選舉已取得最終勝利，西方再沒有其他思想或意識形態的對手，歷史演進已基本上告一段落。學者福山（FrancisFukuyama）更寫了一本名為《歷史的終結》（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來說明西方的價值觀特別是政治與經濟自由將席捲全球。
亨廷頓並沒有被柏林圍牆倒下或蘇聯解體而冲昏頭腦。他在九三年提出了文明衝突論，指出冷戰結束並不意味西方文明或價值將主導世界，更不意味國際間衝突會逐步消弭。相反，他認為冷戰結束只是意識形態之爭告一段落，繼之而起的是不同文化體系、宗教體系之爭。不同文化圈或文化體系如西方基督教文明、回教文明及亞洲特別是中國文化圈將會互爭長短，成為國際矛盾的根源。當中西方文明跟回教文明之間的角力更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衝突熱點。
文明衝突論面世後遇到不少批評與責難；有的人認為亨廷頓危言聳聽，誇大美國及西方面對的威脅；有的人則認為亨廷頓在合理化美國在世界的霸權，在為美國找尋不存在的敵人讓美國可以維持超強軍力。到○一年九一一恐怖襲擊後，即使反對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的冷靜觀察及洞察力，《文明衝突論》（TheClashofCivilizations）一書更一度位居紐約地區暢銷的書榜的第五位！
毫無疑問，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有過份簡化、過於籠統的毛病。以所謂回教文明為例，它所包涵的國家本身就有極大的差別，由最世俗、最傾向現代化的土耳其、印尼、埃及到最講求宗教禮節的沙地阿拉伯、伊朗、阿富汗都有。這些國家之間的差別甚至比它們跟西方國家還要大，例如土耳其是北約成員，也是美國在地中海最主要盟友，把它跟阿富汗劃成一個集團就未免有點牽強。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及漏洞，但它在解釋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局勢時仍然相當有用。更重要的是，亨廷頓運用他的著作不斷提醒歷任美國總統、主政的官員及美國民眾，國際社會是一個複雜及多元的綜合體，其他國家及民族對西方文明未必了解，未必認同，更不要說全盤接受。
即使全球化浪潮如何厲害，即使全球聯繫比以前密切，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圈之間的差異及矛盾也不會消除，一些國家或民族甚至會長期視美國及西方為敵人。美國不管是武力威嚇、和平演變、好言相勸或利誘都改變不了這樣的格局，美國的軍事經濟力量再強也不能隻手改變世界或解放所有人。
若果美國當政者特別是候任總統奧巴馬能好好看看亨廷頓的著作，美國的外交政策將有機會變得更務實，美國將會更着重爭取盟友及其他國家支持，美國將不會再走上單邊主義的倔頭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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