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伽俐略》的推理峰迴路轉，作者講故事，像在織一張網，東留下一個伏筆，西布下一個破綻，而且案中有案，發展到後來，明明單親家庭主婦是嫌疑犯，觀眾一開始就看見她殺了暴虐的前夫，但情節發展下去，懸疑像一列火車，暗暗換了軌道，奔向另一個方向。
東野圭吾的小說，像音樂的二重奏，明明一宗兇殺，螳螂捕蟬，幻生了另一條脈絡。東野還有一部小說《徬徨之刃》，講一群不良少年姦殺了一個少女，少女的父親立志為她復仇。父親找尋兇手，警探也追查父親，懸外生疑，人性之外，又別有世情的洞天，一支樂曲未終，生出另一首，這等高妙的本事，把偵探小說寫絕。
看了英國的阿佳泰克麗絲蒂，以為偵探小說至此顛峯，但還有日本的松本清張。看過八十年代的日本推理，以為再也鑽不出花樣了，哪知道還有東野圭吾，在千刃的絕頂外開出了另一片翠綠的福田。日本人把偵探寫成了探討人性和生死的文學，這一點絕技又非《達文西密碼》之類所能及。不止是謀殺案，其中還有社會人生的哲學，讀時娛樂，掩卷沉思，書中的人物和悲劇，以後都會回味而記得。
一部好電影，來到香港，遇上了爛觀眾。在旺角的戲院看《神探伽俐略》，其中一些場面，當數學教師給鄰居的單親母親留下的一封訴心聲的信，這場戲明明是悲情的高潮，滿座戲院卻爆出一陣笑聲。
香港的觀眾缺乏情感修養，從來不思考生命的意義，戲中的悲劇人物，在他們庸俗的認知世界中，只是一個小丑。在看《潛水鐘與蝴蝶》的時候，也有這等愚昧的笑聲─片中的法國主角中了風，癱瘓了半身，生活行動諸多的不便，香港的戲院觀眾卻當做喜劇的gag。
這種笑聲，令人厭惡而憤慨─當然，觀眾買了票，在哪裏決定爆笑，是「市場」的一種自由，然而香港人都誤普世的悲情為「笑位」，這種與人性脫節的誤會和錯配，卻映照着一個社會低下的靈魂。
島國的民族，精於獨立思考，才有精采的偵探推理小說。一個能欣賞推理懸疑，並在其中品嚐人性的民族，不但大腦沒有壞死，靈魂也是清醒的，必與獨裁、暴政與愚昧無緣。在滿座愚昧感染成的笑聲中，我回過頭看看：這明明是一場悲劇，他們卻當成電視的遊戲節目看。有什麼樣的人民，配上什麼樣的政權；什麼樣的觀眾，市場出產什麼樣的爛片，從這條線上推理，你會為那群在銀幕光影映照下開顏爆笑的年輕臉孔覺得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