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祖康《來生不做中國人》書中有一篇《中國文明該死而不死的代價》，說「中國最後的一次機會也許是二次大戰日本侵華，要是日本戰勝中國而佔領中國一段時間，迫使中國人改革，中國尚有起死回生的一線生機……」
人生，有好多遺憾；遺憾，總源自「要是」、「倘若」或者「如果」。
如果日本佔領了中國，日治大陸「起死回生」，未必就會覬覦英治下的香港；英治香港，如果沒落入中共之手，十一年前的夏夜，就不會有一船燈火在驪歌聲中歸入溟濛，把立時謫為古蹟的皇后碼頭，扔給一個好像叫何來的綜援戶去搶救；如果沒有特區，就漚不出特首；如果十九年前的炎夏，你泡的是天安門，不是蘭桂坊；如果某年寒冬，你沒對某人說：「我們不如做朋友。」如果某一班船遲來，如果某一路車早開，如果，再如果……可恨人的際遇，時代的興替，總不可能事先綵排，不可能把不同的情節都一一鋪陳，詳加比較，再挑出「最理想的模式」公演。
許鈞譯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開宗明義：「生命一旦永遠消逝，便不再回復，似影子一般，了無份量……即使它是殘酷，美麗，或是絢爛的，這份殘酷、美麗和絢爛也都沒有任何意義……就像是十四世紀非洲部落之間的一次戰爭，盡管這期間有三十萬黑人在難以描繪的淒慘中死去，也絲毫改變不了世界的面目。」事實上，三十萬黑人歸西，三十萬黃人，照樣在難以描繪的淒慘中死掉，也是一死掉，就成為灰塵，你永遠不會曉得沒有這一堆灰塵，世界的面目，將變得更猙獰，抑或會抹上幾分慈善。
「我相信，若列強當時能一鼓作氣將中國全面殖民，或將中國瓜分，後果都很難比今天的情況更壞。」鍾祖康的「相信」如果可以證實，想像的「瓜分中國」，如果可以和現實的「腐臭中國」並排擱上家樂福的貨架，用家仔細對照，再決定取捨，寄予愛恨，這樣的愛和恨，當然更有憑藉，更加由衷；不幸的是，歷史這種皮鞋，只得一隻，不是左，就是右，不是瓜分，就是腐臭，用家無權選擇尺碼，命定了要穿一隻過大或者過小的國產舊鞋走路，舉步維艱，形相彆扭，難得智障者一邊受苦，一邊疾呼：「作為中國人，應該感到驕傲！」好像一謙遜，就會亡國。
讓一隻臭鞋箝着跋山涉水，沮喪，是最溫和的反應了。來不及遁入空門，唯有多讀佛書，翻聖嚴法師《拈花微笑》，見《絕處逢生》文中有一段話：「學禪的人……正像病人住進醫院，要與醫師密切合作……不論他用什麼方法，即使是無理的折磨，你都要接受。有的師父要徒弟把煤炭洗白，將石卵煨爛……常識中的煤炭是洗不白的，石卵是煨不爛的，但在禪的訓練中，師父的指示，一定有他的道理。」天天洗煤炭，煨石卵，心，終於靜如他鄉的湖水，或者，你就會明白中國人囂張，中國文明「該死而不死」，像禪師所言：「一定有他的道理。」
昆德拉說：「那些轉瞬即逝的事物，我們能去譴責嗎？橘黃色的落日餘暉給一切都帶上一絲懷舊的溫情，哪怕是斷頭台。」這話最暖心。回頭望，斜暉脈脈，逝水兩岸的層巒疊嶂，還有那連場的怨憎會和愛別離，剎那間，原來已罩着黃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