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對於呼籲和簽名一類事情，當局已不再嚴加打壓了，甚至懶得理睬，而此次對○八憲章簽名活動的打壓卻為甚麼如此嚴厲，乃至對劉曉波刑事拘留？
現在，即使在浙江臨海這樣的經濟發達、社會相對穩定的沿海小城，即使是那些對國事毫不關心的群眾，也都在談論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已經成了日常生活中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詞。人所共知，經濟危機在所有市場經濟國家都是難以避免的，但是，其造成的政治後果卻完全不同。在民主國家，經濟危機僅僅是經濟上的問題，不會引發政治危機。在美國，不論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時期，還是目前的金融海嘯時期，儘管經濟上狂風駭浪，政治上卻有條不紊。這是因為，在民主國家，各階層各群體可以在憲政民主制度下進行理性博弈，共克時艱。但是，在專制國家，尤其是在六四以後的中國，政治上的穩定是單純靠經濟增長維持的，經濟增長不僅是政治上高壓穩定的結果，更是後者的先決條件。因此，在這種國家，任何經濟問題都是政治問題，經濟危機很快就會轉化為政治危機，甚至導致政府的垮台。北京政府不會不清楚，印尼的蘇哈托軍人政權，就是在一九九八年東南亞金融風暴中垮台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波蘭等東歐諸國的劇變，也無不跟當時的經濟問題尤其是通貨膨脹直接相關。
示威事件接二連三
試看目前的中國，經濟危機正在以加速度轉化為專制統治的政治危機。今年十月以來，除了那些只能閱讀黨報、收看中央電視台的群眾，略有其他資訊管道的人都感同身受：從南國深圳到北國冰城，從水鄉紹興到山城重慶，幾乎天天有罷工、罷市、罷課、遊行示威一類群體性事件的報道和傳聞，這些群體性事件很容易激化為類似甕安事件、隴南事件那樣大規模打砸燒的暴力行為。六四事件以來，除了一九九九年春天法輪功中南海門前靜坐示威，北京從未發生過群體性的示威抗議事件，一切示威抗議行為都被成功地消滅在萌芽狀態中，但是，最近不到一個月來，北京已經發生了許多起幾百人甚至上千人的群眾性示威，在皇城的嚴厲管治之下，這種群眾性的示威抗議眼見得越來越頻繁了。現在，執政當局就像一個消防隊面對四處起火的場景顧此失彼，城南的火剛滅，城北又起火了，而眼看城西和城東正在冒煙。
眼下，農民因土地補償款太少而敢於跟員警暴力對抗；工人為工廠倒閉、老闆欠薪而動不動上街向政府討薪；「的哥」為車租太高、黑車太多而把不滿潑向政府；教師為自己的工資跟不上公務員而罷課……發人深思的是，所有的群體性事件，幾乎無一例外都由經濟問題引起。六四近二十年來，執政當局一直依靠不停頓的經濟增長來彌補其統治的合法性問題，用金錢的享樂來替代對民主的欲求，用鈔票來擺平各方利益的衝突，藉以維持高壓下的穩定。可是，這種局面已經被世界金融風暴催生下的國內嚴重經濟危機打破了。過去，人們為了金錢而安穩，如今，人們卻為金錢而躁動不安。以金錢求穩定者，其穩定必因金錢而崩潰！
尋求政治體制改革
可以預料的是，經濟上的衰退，尤其是房地產市場的萎縮，必致政府財政虧空，而中央政府因急於救衰而硬撐的四萬億基礎設施投資，猶如一個人慌不擇路，勢必加速財政赤字的到來。明年的經濟狀況很可能是，經濟衰退導致供給不足，財政赤字誘使政府提高稅收，甚至逼迫貨幣當局濫發紙幣，這幾方面的因素將造成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化解危機，防止危機引發社會動亂，只能另闢蹊徑，尋求政治體制上的改革，以憲政、民主和法治來約束執政黨和各社會群體的行為，這不是甚麼新思維，而是社會共識！
吳高興
大陸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