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四時在中大大學圖書館展覽廳舉行余光中著作，手稿，相片展覽「香港相思──余光中的文學生命」。五時半，年屬八十的余光中於逸夫書院演講。那天有要事，未能出席此盛會了。
上一趟見余教授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九日在港台開卷樂節目，與余談創作，談離開香港的心情，余教授在他的著作《敲打樂》（藍星叢書之九）簽名。一如七十年代初他訪港，在《蓮的聯想》及《左手的繆思》上簽名（簽名本已送了給中大文學館作收藏之用，因而沒法準確記得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的事了）。
卻仍記得余光中第一次到香港，到中大演講那天，在大學火車站有文藝青年拉上橫布額，書寫「歡迎詩人余光中」字樣。四十年前詩人講了些什麼，沒印象了。那時看他的〈等你，在雨中〉，很是喜歡，詩淺白易懂，牽動年輕人心靈：「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蟬聲沉落，蛙聲昇起/一池的紅蓮如紅焰，在雨中/你來不來都一樣/竟感覺/每朵蓮都像你/尤其隔着黃昏，隔着這樣的雨/」
那情懷，是又遙又遠了的事了。
對余光中的詩作的認識，祇停留在那時期，那階段。在越戰年代，他的〈如果遠方有戰爭〉，寫出戰爭的荒謬，一個人在戰場面對死亡，另一個人在床上，面對愛人一個惶恐，另一個慶幸。那不是反戰詩，卻寫出戰爭帶來的禍害，看了教人動容。
再沒有出席余光中的講座，他寫的詩，具節奏感，意像豐富，而且都不難懂，卻再也沒法打動我，對沒法打動自己的詩或散文，祇好不看。祇能說，余的詩和散文，儘管那麼出色，卻不是我心目中的那杯茶。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詩人離港前接受港台文化組陳蘊輝及張楚勇的訪問，談到詩與音樂的關係，余說：「似乎所有民族的詩開始時都跟音樂有關係，因為早期的詩都是押韻，整齊的，唱起來很方便。比如中國的《詩經》，詩跟歌本來就是一體的，唐代的七言絕句也可以唱，宋詞當然更不用說了，新詩開始的時候，也有徐志摩的詩可以唱。」
余光中一九六九年的〈忘川〉形容中國是患了梅毒的母親，引起迴響及批評，余解釋：「那個時候正是文革的高潮，詩裏的『梅毒』是指中國大陸那時候的苦難，尤其是知識份子普遍的災難。」
四十年就這樣過去，余光中第一次到訪香港，正當盛年。他寫過一篇散文〈記憶像鐵軌一樣長〉，說的是他年輕時在四川坐火車的經驗，及後到台灣，美國，香港坐火車的經歷都不一樣。離開香港二十多年了，這些年來，詩人仍有坐火車麼，有返回四川試試國內火車麼。余光中譯過土耳其詩人塔朗吉一首與火車有關的詩：「去什麼地方呢，這麼晚了，這麼晚了，美麗的火車，孤獨的火車？淒苦是你汽笛的聲音，令人記起了許多事情。」八十歲的詩人，可有感到寂寞的時刻麼，他曾經寫過一首〈與時間拔河〉的詩，如今再看，會是怎樣的感覺呢。
與時間拔河，大概會如加謬筆下荒謬英雄西斯佛，不斷把滾下山的巨石推上去，在不肯妥協的那一刻，我們因而肯定了自我存在的價值。台灣詩人羅青編了一本詩人作品導讀，《從徐志摩到余光中》，收錄了余的〈守夜人〉，面對時代的改變，詩人、藝術家可以做些什麼呢。「從這一頭到時間的那一頭/一盞燈，推得開幾尺的渾沌？」
在黑暗中，祇能照亮幾尺的地方，仍是值得，仍是要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