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以鬯先生在五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說選》的序言引了路易士（李雨生）的話：「我彷彿沒有想過要寫小說，更沒有想過要以此為生，不料饑來驅我，終於陸陸續續寫了幾十萬字……我每一次在夜的街上遇見十五六歲的『神女』，必會興起由衷的同情，我和她們，原是一樣的可憐蟲！……我們一樣是為了麵包。」
李雨生1950年開始在《新生晚報》寫連載小說。五十年代中我也在《新生晚報》賣過文，稿費是千字七元。那年頭香港物價穩定，報紙一毛錢一張。街頭檔口油炸鬼白粥腸粉是一塊錢以下的消費。
李雨生是有家室的人，生活再儉，也不可能單靠一篇連載小說打發。要增加收入，只有大量生產。其他「南來作家」，亦莫不如此。但單就取材而言，心在「高原」的寫稿佬比起本地的「爬格子動物」來，因水土不服、語言不通，明顯吃了大虧。高雄筆下的經紀拉、石狗公、飛天南，還有在〈日日香〉專欄以「酥胸半露、玉腿橫陳」姿態出現的包租婆，無不是操着本地方言的市井之徒。高雄是老香港，在「活學活用」上佔盡地利人和。他「商品化」的文字，成為各報副刊爭取的對象，因為他的「浮世繪」最善於捕捉五六十年代香港飲食男女的風情。
當然，除了「二十年目睹怪現象」這類「港式」書寫外，通俗小說還別有天地。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和後來倪匡異軍突起的「科幻」漸漸取代高雄的「社會寫實」，給「趣味讀物」開拓了另類空間。另外一個讓「南來作家」大展身手的文學類型是不受時空限制的故事新編。因是「新編」，可任意增添或刪減情節。在這類型的文字中討生活最有名氣的是南宮搏（馬彬，1924-1983），出版了五十多本小說，不少以歷史上的「名女人」如西施、楊貴妃等作書名。
「南來作家」要在香港煮字療饑處境比較尷尬的是「南來」前在大陸已有文名的「嚴肅文學工作者」。劉以鬯引張同的話說徐訏1950年來到香港後，向他表示過，「如果真要賣文為生，他可以大量生產，稿分三等，按等級收費。」此事說來容易，但以香港「文學消費市場」的口味來看，即使他肯放下身段粗製濫造，產品也不一定有買主。通俗小說的作者得緊貼生活才能營造「現場感」。任徐訏妙筆生花，諒也難描摹出高雄筆下「媚眼如絲」的香港包租婆。
〈來高陞路的一個女人〉是徐訏難得一見以香港為背景的作品。故事可說是窮家子女翻身記。窮家子愛上窮家女，小姐說你別這麼老土好不好？我嫁給你，吃西北風？說時遲那時快，轉眼她已是「金龜婿」的三姨太太，隨後還出手幫助窮家子改善生活。故事雖說是以香港為背景，但除了「筲箕灣」這個地名外，再沒有其他標幟可以引發讀者對香港的聯想。
我們且看陳冠中〈金都茶餐廳〉的招牌三寶飯用什麼配料：「叉燒、燒肉、燒鴨加半邊鹹蛋，送熱檸蜜，賣三十六文」。這是結結實實的香江風味啊，不跟香港人打成一片是寫不出來的。徐訏最後到浸會教書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