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因失學，看什麼書都要「無師自通」。做童工時，衣食打發過後的餘錢就是買書。也每天看報。傍晚時分每見一毫兩份的「拍拖報」。當時常拿來做床邊讀物的有《新生晚報》、《香港時報》和《星島晚報》。路易士（李雨生）、三蘇（高雄）等人的文章看多了，就成為他們的「粉絲」，不自量力的寫信表示仰慕之意。難得的是他們沒有冷落我這個「小朋友」。高雄是我1968年回港任教後才有往還的，但我跟李雨生早在到台大讀書前就認識了，至今還感謝他年節時請我到他家吃飯。
李雨生在《新生晚報》連載的小說，我斷斷續續的看了不少。印象中他的文字總透着一絲絲離鄉背井的傷痛。記得他在一篇文章引過蘇格蘭詩人彭斯（RobertBurns,1759-1796）的句子：「我的心在高原，我的心不在這兒/我的心在高原，追逐着麋鹿」。（Myheart'sintheHighlands,myheart'snothere/Myheart'sintheHighlandsa-chasingthedeer.）
我當時年紀小，跟長輩見面，不好意思問人家的年齡籍貫，所以至今還不知李雨生是從那裏「南來」的。可以斷言的是，不管他來自大陸那一個省份，人在香港，朝思暮想的還是心中的「高原」。鳳三的《托盤私記》常常出現這句口頭禪：「從前在上海」。四五十年代「南來作家」中，有些是到了香港才為生活所迫而賣文的，如李雨生。有些在大陸早有文名，如徐訏和李輝英。但他們共同的特色是：在他們作品中出現的香港時、地、空總欠缺一種「現場感」。
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世變，得由「土著」作家來記述才有把握。其中表表者是高雄。黃繼持認為他以「經紀拉」筆名寫的《經紀日記》，「可視為承接晚清以至民國的社會通俗小說。寫世情不避庸俗，說人情不隱劣德，誇張裏有揭露，諧謔中有諷諭」。用當時的流行話說，經紀拉生活的圈子，是個「鱷魚潭」，所有的人際關係，均以「效用函數」（utilityfunction）來衡量。為了追求利之所在，用盡所有手段，無視道德制約。在政治層面上，不分是非黑白，隨時可左可右。下引《經紀日記》一節：
心中有事，一早醒來，剛要出門，老妻回來，正要向她教訓幾句，她狠狠的望我一眼，祇好望風轉𢃇，安慰她道：「你看來很是疲倦了，有話今天晚上再說罷。」肚子盤算，打麻雀怎會打到頭髮蓬鬆，急於搵錢，立下了志願發達之後，再行齊家。
這階段的經紀拉，每天機關算盡所得，也不過是蠅頭小利，供不起妻子的揮霍，只好半閉眼睛讓「老妻」去打通宵麻雀，狩獵她的「恩客」了。高雄還用了不同的筆名寫過《馬男狗女》、《石狗公日記》和《豬八戒遊香港》這種暴露香港社會光怪陸離現象的諷刺小說，雖然是「商品化」的東西，但正如黃繼持所說，「隔了一段年月重看，這路小說提供的社會歷史資料，以至日常語言變化，往往比『正統』的小說乃至學術著作更為具體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