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春閱拙文〈薄命憐卿早嫁〉後，來郵給我「補白」。他記得「薄命憐卿」疑出於魏子安的《花月痕》，原文該是「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愧我未成名」。大春不但記憶力好，也多情。不多情怎會對才子佳人身世記憶猶新？
1925年一月《京報．副刊》徵求青年書目。魯迅回答說：「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附言卻語驚四座：「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魯迅之言，自然偏激，因為「中國書」也包括他自己的〈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若論「言情小說」遺害之烈，莫過於上周本欄介紹過的黃天石的〈碎蕊〉。多讀了這類小說，後生小子容易自投羅網，自傷懷才不遇，但求紅拂現身，給他來個「軟玉溫香抱滿懷」。奈何即使在虛幻世界中，男歡女愛一樣好事多磨。才子傷心之餘，命筆填詞，燈前小名低喚「憑夢寄相思，思卿卿未知」。〈碎蕊〉是1921年作品，但這種歌殘月缺、未見花開、已傷花落的腔調，一直連綿不絕。我當「文學少年」的五十年代初，香港一般通俗報紙副刊還看到標着「倩影淚痕」、「春殘夢斷」這類銷魂題目的連載小說。魯迅說的也對，多看這種「中國書」，一生只會以佳人是否「瘦損香桃骨」為念。
幸好不是所有的鴛鴦蝴蝶都像〈碎蕊〉中的男女那樣自傷自憐。隨着時局的變遷，「禮拜六派」的言情小說也起了質變。周瘦鵑（1895-1968）的〈真假愛情〉（1914），語言上雖還夾雜「媚眼」、「秋波」、「星眸」老套，但只消看看小說的開頭，可知內容已從兒女私情演變為兒女英雄了：「卻說辛亥那年，桂花香候，這三百年沉沉欲睡的中國，驀地裏石破天驚的起了大革命。」故事中的痴男，在情場戰場間，毅然作了從軍報國的選擇。除了「政治正確」外，〈真假愛情〉跟〈碎蕊〉一樣乏善可陳。
張恨水（1895-1967）的《啼笑因緣》（1930）可說是「後鴛鴦蝴蝶派」小說最後一次開花結果。《啼笑因緣》以「社會為經，言情為緯」，揉合了言情、譴責及俠義成份於一爐。我稱此說部為「後鴛鴦蝴蝶」，因為內容雖不脫男歡女愛，但已盡脫「紅顏薄命、公子無緣」的公式。
黃天石以傑克筆名在1955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愛情是甚麼〉，文字與內容無一足觀，但可藉此看出五十年代的香港已難有讓鴛鴦蝴蝶棲身的空間。故事中的「紅衣女」是風塵女子，愛上了窮詩人，為了幫助他出版詩集，向一位貪戀她姿色的外國人「借了」一萬元。對方不要她還錢，只要她身體。這篇東西跟〈碎蕊〉同是一個作家的手筆，但讀來感覺仿如隔世。五十年代的香港，已成為一個acquisitivesociety，一個在在以錢財來衡量人際關係的社會。高雄的《經紀日記》把這「世變」題目發揮得淋漓盡致，可視為「反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作，有機會再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