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訪談」阿城，舉重若輕，也讓阿城流水行雲的一波接一波的聊下去。兩人約好見面日期。午夜過後，阿城來了電話，說半小時內準到她家。於是她燒水，熗鍋，下麵。阿城一進門，吃食就上桌，麵是下早了，有點坨。主人家想起《棋王》裏那段煮麵、吃麵的經典描寫，覺得有點慚愧。
麵吃完後，就喝雲南咖啡，吃茶點，跟着就「幹活」了。阿城說不知要說什麼好。查建英說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吧，「反正我可只能給你當個話托兒」。
「話托兒」幫助說話人「過場」，有需要時作補白或提示。查建英能當阿城的話托兒，不但因為她對他的作品有文本以外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帶着「文革」記憶的同代人，精神上早存默契的哥兒們。（見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
林幸謙在《時代的盜火者》訪談囗弦、陳映真、白先勇等九位作家時，訪者與受訪者之間因年齡與經驗的差異，不容易產生查建英跟阿城聊天時那種「共鳴」。林幸謙得在別的地方建立自己的風格，要加倍做準備工夫。
訪談馬悅然（GoranMalmqvist）時，他隨口也問問他在妻子陳寧祖逝世後的心情和她的生平，但馬悅然卻一直「守口如瓶」。訪問過後，他才在馬悅然《俳句一百首》中找到答案：「老人的眼淚/流出石壁之苦水/灌不了春草」。
有些作家林幸謙老早就想到要訪談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在台灣政治大學研究所修讀時，想到要拿白先勇的作品做論文。這期間白先勇幾次返回台北，他打算趁機會拜訪他，但始終沒有成行，怕的是萬一白先勇不認同他的研究方向時，就會打亂他的原定計劃。
林幸謙一直繫於心頭的構想，是希望離開文本去了解白先勇人生與性別取向的思考，「特別是有關白先勇本人的愛情故事」，作為對中國現代文學史填補同性戀作家歷史空白的一頁。事隔十年，這心願終於完成。他做了三個訪問，再加上書信和積存的各種資料作補充。覃子豪死後，囗弦寫詩悼念。林幸謙為了探測文本的深層結構，特意把詩倒過來唸，「結果發現詩境亦佳，有不同於原詩順讀的味道」。這是別開生面的一種homework。
上了訪談名榜的作家還有李歐梵、劉再復、李銳和賈平凹。一般讀者比較陌生的是紅樓夢獎的贊助人張大朋先生。他出版了三本長篇小說。在文學前途「命若游絲」的今天，還有像張先生這樣的有心人拿出千萬錢財出來給作家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鼓勵，也許文學命不該絕。讀了李銳的訪談，驚悉今天中國現代文學的致命傷是「內傷」。近十多二十年來文學理論界好把西方的後現代學派「生吞活剝」強銷，用以解析中國的一切文學作品和文化現象，大有「今天的真理我當班」的氣勢。李銳認為，他們最拿手的把戲就是自造出無數生硬的翻譯術語，「寫出無數令人生畏的文章，白話文在他們的手裏終於變成了比『文言妖孽』還要難懂的天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