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自1927年移居上海後，基本的生活開支都來自稿費和版稅。郁達夫有言「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筆耕為活，已夠辛苦，更何況身處文網的時代。1933年五月二十五日，《申報．自由談》刊登了啓事，說：「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桿尤難」，為此「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自由談》是魯迅經常「賣文」的地方，愛發「牢騷」是性格使然。
這則啓事，魯迅看了不是味道。他在《准風月談》的「前記」貌似從善如流的說：「但有趣的是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談風月就談風月罷，雖然仍舊不能正如尊意」。《准風月談》收的都是他1933年六月後在《自由談》發表的文章。看題目，你會以為〈喝茶〉這篇應該有點「准」風月的味道吧？周作人也談過〈喝茶〉，認為「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
魯迅喝茶，卻無此雅興。他想到的是無「清福」可享的勞動人民。這種人在「喉亁欲裂」時是嚐不出龍井茶與白開水的分別的。集內有一篇〈談蝙蝠〉。如由周作人落筆，絕對是個「草木蟲魚」的好題目，但魯迅在文末忍不住刺了梁實秋一下。「風月」到他手裏，最後總變「風雲」。
其實文人為稻粱謀大可跳出是非圈，專做吃喝玩樂文章，話題採之不盡。「寫稿佬」賣文，到了毛尖說的「人生苦短、專欄苦長」的境地時，文章出現的感嘆號也可看出作者疲態。魯迅雜文都有題目，例外的是《華蓋集》的十一則「無題」，全收在〈忽然想到〉名下。忽然想到表示沒有「預謀」，正好隨意記下身邊瑣事，昨有客至，帶來「女兒紅」，相與浮一大白，不亦快哉！諸如此類，都屬閒情偶記話題，多寫也不會傷身。
但魯迅忽然想到的，卻是「我的神經也許有些瞀亂了。否則，那就可怕。我覺得彷彿沒有所謂中華民國」。雖然是忽然想到，孤懷抗俗之志卻絲毫未減。這麼一本正經的在方格子上討生活，怪不得才五十六歲就賠了性命。雜文話題多取自時事和社會新聞，局限顯而易見，因為事過境遷後，就不會是話題了。
《華蓋集》的〈題記〉有一段話露了心聲：「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勸他不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朋友是憐才，希望他把時間和心血放在小說上，不要讓〈阿Q正傳〉成絕響。「做這樣的東西」欲罷不能，一來愛發「牢騷」是本性。二來雜文較易成篇，可用最短的時間換取稿費。為稻粱謀，這是一個現實不過的考慮。話雖如此，他自己最清楚「做這樣的東西」要付出代價的。1925年除夕他寫下了這幾句令人淒然的話：「現在是一年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份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