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屆立法會組成中，政治生態有甚麼改變？議員們會面對怎樣的政治、經濟議題，以及可能產生怎樣的爭持？是立法會選後應予關注的問題。
這次立會選舉，儘管投票的選民少了，但泛民在直選議席中反有增加。這說明廣大的泛民支持者，並沒有因為泛民的內爭、對地區工作的投入不足、表現欠佳，和重量級政治明星的退出選舉而對泛民離棄。泛民得票率仍佔59%，與歷屆的六成得票率接近。泛民選民的自覺用心配票也是存在的。（筆者前天在蘋論中否定泛民配票的說法是太武斷了，特此更正。）因此，中央、特區政府、建制派都應認識到，泛民也有鐵票，但不是有組織的老人家為貪小便宜莫名其妙投下的鐵票，而是無組織卻有認識的鐵了心投下的此志不渝的票。泛民當選者必須珍惜、愛護及不要辜負這樣可愛的選民。
在功能組別中，泛民只有4席，比上屆少了。但除了政府在立會表決議案時的拉票需要外，誰還會關顧功能組別議員呢？尤其一些自動當選的議員，代表性更受質疑。功能組別議席的存在，已越來越成為特區政治體制的笑柄了。
泛民整體雖少了2席，但少了在立會投票時常不見蹤影的劉千石、鄭經翰，卻多了民主立場更堅定的黃毓民、何秀蘭，大致上保持了三分一以上可在政改方案上制衡政府的態勢。儘管黃毓民在選戰時猛攻公民黨，但他在選後說，「選舉的恩怨要一筆勾銷，否則對泛民整合無好處。」說明激進民主派不但是堅定民主派，而且有激進的訴求更可以讓中間落墨的民主派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因此，相對上一屆的立會，泛民在新一屆立會的形勢較好。
新一屆立會有兩項建制派與泛民將有根本分歧的議題，一是2012選舉安排，另一是政壇盛傳曾蔭權在2012卸任行政長官之前，要完成為基本法23條立法的工作。這兩項也是中央最關注的政治議題，並寄望在這次立會選舉中建制派可獲三分二多數以掌控大局，但很明顯，這希望是落空了。
2012選舉方式的改變，由於泛民有三分一以上的否決多數，又面對2017及2020實現普選的前景，加上這次立會選舉反映了有近六成鐵了心支持民主的選民意向，若2012選舉方案過於保守，肯定得不到立會通過，並會引起市民的強烈反應。方案須朝着廢除功能組別至少是大幅擴大功能組別選民基礎這個方向發展。泛民對此難有妥協空間。
至於23條立法，泛民沒有過半數議席的否決權，但議會內有足夠的捍衞香港自由、法治的聲音，亦增加了社民連這種街頭抗爭的動員能力。在街頭戰士與法律專家合作之下，23條立法必須以不損害港人固有的自由、法治為原則，不可能像03年那樣在缺乏民意諮詢的情形下在市民頭上懸掛一把刀。
新一屆立會開始，即逢經濟走下坡和通脹高企的社會危困形勢。曾蔭權連日與各政黨會面，諮詢對施政報告意見。在這方面，建制派與泛民主派並無分歧，均會表明他們最關心的是政府紓解民困的措施。但再次大幅派糖，或就最低工資立法，其實都無助於解除經濟衰退與通脹帶給市民的困厄，應尋求更根本的解困之道，如解除聯滙或拓展在全球化中新的競爭力。而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改變親疏有別的處事方式，放手吸納泛民人士進入行政會議及各個委員會。副局政助風波、撥款百億賑災、外傭稅、梁展文事件，市民的不滿不是本身的經濟困厄，而是政府的獨斷、無能，加上唯中央之命是從與親疏有別。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Sen）教授最近撰文說，「在整個19世紀，議論一個國家是否適合於民主制度是十分自然的事。直到20世紀，人們開始承認，這樣提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根本不需要判定一個國家是否適合於民主制度，相反，每個國家都必然在民主化過程中變成適應民主制度的社會。」
現已是21世紀，民主對香港與中國都來遲了。立會選舉反映了沈恩的判斷。民主重包容異見，並在體制中吸納反對派。希望中央政府、特區政府不要再無視民主的趨勢與潮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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