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治今年九十四歲了，他正在樓上午睡，今天可能不會下來。」坐在莎士比亞書店收銀機櫃台前的女士對我說。
○八年夏天路過巴黎，經過聖母院，當然得去書店看看，順道探望佐治。過去三十年，見過佐治不過三至四趟，儘都是在書店之內。每一趟佐治都對我說：「需要的話，在這裡住一晚兩晚，不成問題的。」
第一次聽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我還是一名文藝青年，那時有此錯覺，以為文學世界就是一切。那時沒錢，不能住酒店，要住已在巴黎定居友人家（那是近天台的閣樓，給僕人住的小房間，洗手間浴室都要到樓梯走廊盡頭，很不方便，但仍算有私人空間），也不要住書店的閣樓（據知免費住宿的青年，得在書店兼職，不收酬勞，作為回報）。為了體驗生活，在這閣樓住一天兩天，該是難得經驗。往後的日子，再去書店，沒有想在那裡住了，扮演一天兩天流浪者角色，沒意思。說到底，那裡的被單床墊不知有多少人使用過，而又沒有定期清洗，我可沒勇氣享用了。
先後在書店內購買過不少亨利米勒的著作，加上在世界各地搜購，如今已有三十多本，比這書店收藏的還要多。亨利米勒曾經說過莎士比亞書店是「書的奇妙世界」（awonderlandofbooks）。那是這書店前一手店主雪兒年代的事了，不是佐治一九五一年才開始接手經營的書店，也不是海明威在著作《巴黎，流動的盛宴》中所提到的店主人（仍是雪兒），那是上兩代人的故事了。
離開書店前，女店主人（會不會是佐治的女兒呢）說有一部新書，也許我有興趣買來一看，那是瑪麗鄧肯MaryDuncan○八年的新作《亨利米勒在我的床底下》（HenryMillerIsUnderMyBed），十個歐羅，不算貴。祇有一篇文章談及鄧肯研究亨利米勒的一些鮮為人知的趣事。真正吸引我的，是另一篇談及西蒙波娃去逝後，鄧肯與佐治到她住所，從波娃繼女手上搶購了一批西蒙波娃著作。
那一年，佐治八十歲，佐治總愛說對生命有一種無奈的悲哀感，鄧肯卻認為「書籍給予愛書人生命力，對書的熱愛，對書店經營的堅持令佐治更有活力。」
西蒙波娃的住所充塞着屬於她們年代的文藝氣息，客廳是用來招待她的好友沙特及同時期的哲人文友，她的繼女卻要把書籍賣掉，以便把住所出售。佐治與鄧肯在把書籍放進布袋之際，她的繼女再三說：「那手術其實是不用做的。我是多麼懷念她啊。」沙特一九八○年去世，六年後西蒙波娃因手術失敗，在醫院捱了幾星期去世，她的著作《第二性》肯定了她的新女性主義者地位。
那個晚上，一袋一袋的書運送至莎士比亞書店，鄧肯整理那些書籍，發現不少當代女性主義者都曾送有關著作給這位前衞的女性主義者，包括GloriaSteinem的《OutrageousActs&EverydayRebellions》，KateMillet的《SexualPolitics》。鄧肯在整理這些書之際，在書店內留宿的一名青年走進來看個究竟，鄧肯問：「你知道你們是佐治口中的tumbleweed麼？」青年說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西蒙波娃是誰。
那是佐治給莎士比亞起的另一個稱謂：「《流動的雜草》TumbleweedHotel」書店有過無數稀皮士，喜歡浪跡天涯的人留宿。在稀皮士年代，weed也可以是大麻的另一種叫法。
佐治說有一天在書店遇上一名著名的法國探險家MichaelPeissel，佐治說看過有關他探險的著作，希望有一天會見到他。探險家說他年輕在書店看過不少啓發他的著作。佐治已不記得當年的年輕小子，日後成了探險家。
鄧肯把波娃的書整理好，第二天佐治在書店門外掛了一個小小的告示：內有沙特及西蒙波娃的收藏出售。
那一年，佐治八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