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王昇被放逐，台灣的政治環境急轉直下。要是我早點知道1985年警總辦陳案時盯上我，次年還敢回中央研究院客座嗎？既然回來了，整個局勢彷彿沸騰的火鍋，身處其中，不能無感。碰到台大學生報有文章未送審，被勒令停刊一年，我借《自立晚報》一角，略述明尼蘇達大學學生報控告校方箝制新聞自由，大學當局輸掉官司同意賠美金一百萬給校報，成立「新聞自由基金會」。
翌日，我剛踏進辦公室，就接到軍方《青年日報》記者來的電話。他說雖然素昧平生，他卻認識我：「李老師，我們的報紙在罵你，你不要看，看了會生氣，我們自己都不看。」說完掛掉電話。我至今仍感念這位不知名的善心人。到底罵我什麼？原來不止《青年日報》，還有《台灣日報》，兩報都在罵我煽動學潮。約摸半小時後，張忠棟教授出現，安慰我：「他們在罵你，別在乎，我們都挨過罵。」我知道台灣有希望了。
咦，《青年日報》不是上周才電邀我去圍剿楊國樞教授嗎？楊教授在《自立晚報》批評「幫閒文人」，惹得軍方發動圍剿機器。我當然不會去湊熱鬧，更不會去「幫閒」。恰好張繼高要我為《民生報》言論版撰稿，我寫了《帽子店的生意愈來愈難做》試探水溫，好像沒有事。這時「以軍干民」的總政戰部頭子已換成許歷農，李登輝當政時他是「非主流派」，政黨輪替以後他似乎熱衷於跑北京。
1987年宣佈解除戒嚴。記得年輕時上採訪寫作課，老師問假如國軍明天收復福建，導言怎麼寫？我們琢磨半天，他亮出標準答案：「天亮了！」我對解嚴的感覺正是：「天亮了！」
1992年再回中研院客座，我訪問過黨外雜誌各派主編，還有新聞局、文工會一些「白手套」。我致電警總這個「黑手套」，謂我對警總的印象都來自黨外，希望直接聽到他們口中的話。警總即將裁撤，正努力湮沒檔案證據。接電話那頭的人約我在福華飯店大廳見面，塞給我一包警總歷年來查禁書刊的統計，然後一溜煙失蹤。我抱住資料到影印店，徹夜難眠。這些年我在太平洋兩岸遷徙，資料還躺在美國朋友的車庫裏。
（白色恐怖，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