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跟舊同事何洋及愛研究阿里士多德的鄧文正兄碰頭吃午飯，可不免來一場腦交戰，對時人時事評斷一番。記不起是誰先挑起左派右派這個話題，我禁不住稱讚何洋兄是鐵桿實心的大右派，是堅定的自由市場信徒，比他右的人大概沒有多少。
鄧文正兄隨即加入戰團，說的確很難有人站在何洋的右邊，他自己在絕大多數問題或政策上都在何洋的左邊。但他認為，誰是右派不是問題，香港的右派或自由市場派擁躉多得很，倒是真正的左派（不是擁護中共的老左，是反對、挑戰資本主義及自由市場的左派）不知在那裏。
被我們連番搶白後，何洋不忘反擊，指那些要求設立最低工資的工會領袖、政黨代表就是左派。
以香港的現實情況來看，最低工資確是比較「激進」的建議，所以何洋的說法不無道理。可是若從左派的歷史源起及內涵來看，最低工資這個建議不單一點也不激進，不單一點也不左，反而是非常右的。
左派的最重要標記，最大的能量在於挑戰資本主義制度，在於顛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一項政策、一種做法要掛起左的旗幟，必須要有利於這個最大的目標，必須要能夠讓人看到資本主義醜陋的一面。可是最低工資法例展示的卻是勞資合作，展示的卻是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溫情脈脈的一面。可以說，這是一項進一步鞏固資本主義制度、強化市場經濟體系合法合理性的措施，這是一項維護現狀的政策。
像這樣的政策，不是右得很嗎？這也是為甚麼大部份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及走資的中國都引入這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