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我是否有精神病？」午飯時劉醫生問我。
「你懂得這樣問，」我滿口肉醬意大利粉回答道：「就算有病也不會很嚴重。為甚麼你認為自己有問題？」劉醫生有穩定事業和安樂家庭，生活正常。
「一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小時，營營役役過了二十年；未來二十年，大概也是這樣子，然後退休，希望有尊嚴地死去。如此人生，和一頭勤勞的牛有何分別？」劉醫生似乎墮進中年危機。
「有分別，」我指出：「牛不會考慮是否死得有尊嚴，但你會，足見你比牛高明一點。」
劉醫生瞪我一眼。
「很多香港人都是這樣生活啊！」我換一個角度安慰他。
「很多人做的事，也不一定正確。」劉醫生道。
我無語。過了半晌，劉醫生又說：「上星期一個好朋友打電話來拉票，他的太太競選立法會。我告訴他省點氣力，因為我已決定投票給另一個候選人。」
「誰？」我好奇地問。
「阿牛，」劉醫生答道：「他的名字最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