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歌手謝安琪不過唱了一首關注灣仔利東街清拆事件的《喜帖街》（且還是以愛情包裝），就令本地社運界一眾理想青年驚為天人，奉為歌壇神奇女子。可見香港流行音樂與娛樂界，本質上是一個跟社會事務割裂的社群，偶然有一兩個演藝人物表現得對社會對世界多一點關懷，足以全城哄動。比如去年皇后碼頭要拆，熱血份子天天瞓街抗爭，也不及周潤發在現場晃一下那般受注目。
這是多麼現實的現實。利東街的街坊苦爭多時還只是小眾力量，倒不及一個在主流樂壇爭位置的二線女歌星，唱一首避重就輕以時事入情的流行歌。就當謝安琪有心，她做得多少還看她個人際遇，但潮流說真也慢慢改變，走這條路未必不是市場計算考慮。
同一件事，為甚麼在某個領域就理所當然（像金佩瑋明刀明槍的《誰說》早已是社運名歌），換了戰場卻幾乎像一場革命？創新如此容易，又如此艱難。這麼說，若劉德華帶頭唱一首《皇后不遷不拆》是否可扭轉全盤大局？「小飛機場」的阿P寫了那麼多首歌反映時代的鬱悶，還以詩入歌，不也應該頒獎給他？
香港樂壇的定位問題是只把自己當作娛樂事務，難以開展更大格局，更遑論對華人社會發揮影響力。廣東歌長期只談情說愛卿卿我我，最終只會日趨嚴重邊緣化。看詞人潘源良那張回顧專輯，就知道香港最好的情歌時代，早已經千帆過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