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教授在替李懷宇撰寫的《周有光百歲口述》序言說，1968年他在哈佛校園看了張充和女士演出的《思凡》後，感慨萬千，回家後成詩兩首。其一是：「一曲《思凡》百感侵，京華舊夢已沉沉。不須更寫還鄉句，故國如今無此音。」1968是「文革」爆發後第二年，「紅色娘子軍」和「革命小將」當道，崑曲成絕響，余英時因有「故國如今無此音」之嘆。
此書既是周有光的自述，有關自己的話不妨多說幾句。但相對來看，這位在漢字改革和漢語拼音貢獻至鉅的百歲老人交代自己的學術成就時，反而沒有像介紹九如巷張家四千金身世那麼熱心。演出《思凡》的張充和是「老四」，夫婿傅漢思（HansFrankel）那時是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教授。他是漢賦專家，本來在北京大學教希臘文，但跟張充和結婚後就回美國了。
張家「老三」張兆和嫁給沈從文，所以是周有光的連襟。周有光娶的是張家「老二」張允和。以當時的社會風氣來說，「老大」張元和的婚姻並不風光。她丈夫是崑劇名伶顧傳玠。但在一些勢利眼的張家親友中，他只是個「戲子」。
《口述》配了許多不同年代的舊照片，大部份都是這四姐妹的倩影。我看着看着，想到董橋，這四千金不正是小董日思夜想的「民國女子」麼？「十年浩劫」結束後的第二年，亦即1978年，張允和收到「老四」寄自美國的信，內附余英時寫的兩首詩。張允和讀了，詩興大發，和了三首，其一是：「十載連天霜雪侵，回春簫鼓起消沉。不須更寫愁腸句，故國如今有此音」。
周有光雖以漢字改革聞於世，他在大學主修的卻是經濟，因為他相信「中國是一個大國，要做國際貿易，要辦銀行，要有一套學問，不能像現在亂七八糟，一下子幾千萬被人家騙走了」。他學有所用，1947年在新華銀行任內被派駐美國紐約，兩年後返國在人民銀行為人民服務。
百歲老人講長壽之道，本身就是公信力。他認為要長命百歲，生活除了有規律和吃得簡單外，最要緊的是保持心境和平，遇不如意事，「不要生氣，都是小事情，吃虧就吃虧」。他現在奉行「三不主義」：不立遺囑；不過生日；不過年節。
如果你關心今天的教育，周有光的經驗極切時需。他在江蘇上的常州中學是中國人辦的，但中學的世界史、世界地理、化學和物理的課本都是英文。「英文很容易學好」，他說，只要你認真對付就成。大學是英文派用場的地方，中學才是學英文的時候。
周先生對聖約翰大學印象奇佳，因為學制「科學管理」得很成功。一年級不分科，唸的都是基礎課。每一課都有課外閱讀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書培養獨立思考。聖約翰大學相信有獨立思考習慣的學生必會為自己前途打算，必會明智的選擇自己的專業。余英時認為周有光能夠中途由經濟學轉到語言學，是得力於「他早年所受到的『自由博雅』（liberalarts）的教育」。這句話，前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教授聽了一定會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