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追看內地電視劇《金婚》，一集一年，五十集下來，也就走過了中國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走到今天這個二十一世紀。也就是說，戲寫的雖然是男女主角五十年的婚姻生活，其實也可看做一部當代中國史了。編年體，一年又一年的看似連貫不斷，但若逢五逢十斷一斷，就不難發現，中國的變化驚天地泣鬼神，滄海變了桑田。戲如果繼續拍下來，今年明年相信都要貼上特別的標籤，京奧運就不說了，汶川地震，開放改革三十年，明年六十年大慶，八九二十年，五四九十年。
這種逢五逢十的周年，銀婚金婚什麼的，有什麼科學邏輯嗎？我相信是沒有的。所以冷靜的香港人大多也無動於衷，除了張五常激動興奮，一篇文章分成十二篇連載，還要續寫幾篇後記按語說明來龍去脈。只是讀他的宏文大作，又總是讓我想到，剛剛上個月在汕頭開的一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論壇，在論壇上，黃平拿那些貧乏的經濟學家來開玩笑：三十年改革，中國經濟成功的經驗，恰恰也幸好是因為不聽經濟學家的話。黃平現為社科院美國所所長，與會者幾乎都是各學科的領軍人物──用論壇主持人陳春聲教授的話說，都是中國最好的學者或者曾經是最好的學者或者自認為是最好的學者。
話題轉到這裏，多少是因為樓上梁文道上周日的文章，這好幾位最好的學者或者曾經是最好的學者，如梁文道說的，其實人都在香港，我們的確並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略略知道一些的是，他們對香港尤其是香港的高等教育愈來愈不耐煩。
對香港高等教育的批評，最早的是科大教授現為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的丁學良，最近則有一位年輕的田方萌。十多年前老丁從哈佛來香港沒兩年，就看到香港教育體制的荒唐（更荒唐的也許是不久前中大教育學院曾榮光對中學母語教育的攻擊），明明是華人社會，第一教學語言卻是英文，整個學術體制也完全照搬英美，學術研究的課題和出路均附庸於西方學界，因為研究的發表機會主要在西方的學刊，否則不被認可云云。
在國內被視為旋風的郎咸平看出來，香港只是一個商人治理的社會。他毫不客氣地批評香港的執政精英一不懂高層次宏觀管理，二不懂高新技術，三尤其是不重視研究發展和長期規劃，因為他們以前的成功和這些因素無關。
甘陽和馮象的批評，則站在更高的層面，他們看到香港不可能也許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許，只做「跟得夫人」就可以了，它對人類文明沒什麼責任。（我聽到這裏不能不感到臉紅）但中國學人要有一個底氣，這個底氣是對中國文明的一種自信。馮象則一針指出，指出了香港學界的寄生性，他以法學為例認為，中國法學最大的挑戰，不在體制內的腐敗和控制（如買賣學位、競賄評估、大小山頭爭奪資源），而是全球化的形勢下，中國法學整體上的邊緣化、殖民地化、香港化。
中國學人對香港學界（其實也是整個香港）的批評，手起刀落，刀刀見血。沒想到，我們還津津樂道國際大都會，以香港為榮，而以香港為戒，「去香港化」，正成為檢討三十年中國改革和學術發展的一個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