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展文風暴、「奸商論」事件，親中左派與街頭的民主政黨遙相呼應，喊出「倒曾」口號。無論曾倒與否，「政務官治港」神話不再，如果在「商人治港」證實失敗、中國曾期望甚殷的「前港英公僕治港」也破了產，剩下就只有「愛國左派治港」此一許多人聞而色變的最後選擇，不止是曾蔭權本人的民望，十年來香港已經沒有多少剩下的本錢，奧運之後，不止大陸經濟面臨考驗，香港也陷入前所未有的管治崩潰危機。
「政務官治港」出了甚麼問題？香港的政務官系統，形成於殖民地時代，沿襲自英國的文官制度。英國的文官制度形成於十九世紀中期，一來英國進入工業時代，二來印度的殖民地管治日趨尖銳，上議院兩名議員羅富國（EarlStaffordNorthcote）與屈維恩（SirCharlesTrevelyan）向國會提交報告，建議把政府官的「政務管理」和「程序執行」的功能嚴格區分，從此就有了「政務主任」（AO）和「行政主任」（EO）的兩層官僚，必須嚴守政治中立，統歸輪候的政黨大臣和次長管轄。百年以來，英國和香港的文官制度都按照此一報告書成形，安定無事。
然而戰後的英國文官制度卻屢經衝擊，幾番改革。第一次是一九六八年的「傅爾敦報告書」，指出科技發展，牛津劍橋拉丁文和歷史系畢業的政務官容易與現實脫節，須加強科技和工商專才，成立一個「公務員事務部」，但政治中立的原則不變。
第二次是戴卓爾夫人上台，推行激勵的市場改革，嫌英國的政務官長期暮氣沉沉，以「政治中立」的理由執行私有化不力，除了把七十三萬政務官在七年內一口氣減至六十萬，並從瑪莎百貨業集團請來一個叫雷納（DerekRayner）的行政總裁，專責提高公務員執行政策的效率。雷納一就任，就要政務官表示個人態度，支持自由市場經濟而不是社會福利主義。本來，英國的政務官在名義上只向英女皇負責，不必出席國會答辯，只有政黨出身的大臣才要向下議院答問，但戴卓爾夫人和雷納卻要高級的政務官也接受國會質詢。此所以後來港督衞奕信以政務官身份，出席國會外交事務小組主席侯大為（DavidHowell）的聆訊，在此之前，麥理浩只向英國殖民地部低調「述職」。
第三次是貝理雅上台，向政府各部門空降「特別顧問」，也就是向首相負責的「智囊」，這批智囊都是工黨分子，名為「顧問」，其權勢一度蓋過內閣大臣。貝理雅曾一口氣委任二十名「顧問」而大受抨擊，二○○一年「九一一」爆發，運輸部女顧問摩爾即以「心戰大將」的姿態，向運輸部的一名政務官下令：這一天全世界都關注拉登的恐襲災難，英國有甚麼壞消息，趕快趁「九一一」公佈，以分散公眾的注意。此說被指為冷血，也干預了政務官的中立，引起民憤，運輸大臣白雅時（StephenByers）即被迫請辭。
貝理雅把公務員隊伍政治化，備受抨擊。二○○六年六月六日，在折騰了三十年之後，英國政府再度強調公務員守則，就是高尚、誠實、客觀、中立，基本上回到了一百五十年前的起點。
然而英國的政務官制度不論如何「改革」，由民選產生的政黨人物，領導由考試進場的政務官，此一脈絡始終不變。同是牛津劍橋畢業，想做明星叱咤風雲流芳後世的，可以加入政黨，由選舉晉身下議院，一步步由後排議員爬到前排的影子內閣，苦待大選成功，不是做首相就是做內閣大臣，但這種事業毫無安全感，不但當一個後排議員，只是下議院的小配角，而且五年一大選，隨時落選而失業。
只想要一份安全感的終身職業保障？可以排另一條隊，憑考試而不是選舉而晉身政務官，但代價是從此不可以顯露個人性格，不需要你表演魅力和口才，永遠當不了老闆，但老闆可能很短命，爆發醜聞而聲名狼藉，政務官卻不會，低調幹到退休，還可以領長俸而終老。
英國的政務官是素菜，議院裏的政黨議員才是肉類。政務官是挑行李的沙和尚，政治家才是一縱身十萬八千里的孫悟空。政務官是餐桌上的那杯白開水，議院出身的政治家才是紅酒。英國的制度，從來不需要公務員「變身」為政客，最多是政黨的三流政客得罪了幹練的公務員。沙和尚就是沙和尚，他的背景出身和人格基因，永遠不能令他像孫悟空那樣金睛火眼、七十二變，面對妖精靈巧快速地祭出金箍棒作出「危機管理」，正如水變型成酒之不可能，除非是耶穌的神迹。香港「公務員治港」之成形，二十年來卻純是藥石亂投的急就章。中國完全沒有參考過英國公務員制度經歷的挑戰和變化，特別不了解英國議會民主制度之下政務官的基因限制，因為中方對議會民主一無興趣，對「港人治港」的內涵能力也盲目高估，在香港推行的一套不三不四「帶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黨無從執政，商人從政，以「腳痛」黯淡告終，只有靠「港英餘孽」揠苗助長式的頂包。當政務官出了頭，又借鑑「貝理雅模式」，以為起用副局政助之類的「知識分子」可以補衡不足。英國的政務官永遠是政務官，貝理雅的「智囊新政」，今日又廣受抨擊，被指為「智囊亂政」，自從「摩爾事件」促成運輸大臣下台，下議院的公共管理委員會要求立法，規限界定由政黨議員出任的次長（Minister），由政黨分子出任的特別顧問，無黨派而中立的公務員三者之間的關係。香港學到英國變革膚淺震盪的一套，學不到英國有所不變的議會民主精神，政務官治港，政務不政務，政治也不政治，開口批判「奸商」，「高尚」可嘉，「誠實」有餘，卻又「中立」蕩然無存；公不公，私不私，退休紛紛加入地產商界，「轉型」為政治家不成，先變身為商界先安插在政府的酬庸和傀儡。
「商人治港」行不通，「AO治港」眼看也不行了，難道真的輪到苦大仇深的愛國左派試一試？理論上，如果香港人認為沒有問題，中方也覺得愛國陣營的品格比「奸商」純潔、能力比「港英餘孽」高明，倒也不妨一試，反正「一國兩制」是個新事物，據說要「不斷摸索」。連中國也試驗過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軍閥割據；也試過三民主義、馬列主義、內戰、大躍進加文革，死人無數，才終於「摸索」到了今天煙花滿天的「京奧太平盛世」，其間也需要一百五十多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