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文化堂要出版我這一年來的政論選集，社長彭志銘建議書名叫《放逐》。想想，倒是挺符合我數十年來寫文章的處境和心情的。
放逐有被放逐和自我放逐，不管哪一種，都意味着從主流社會中遷徙抽離。屈原從楚國放逐乃有《離騷》。為反對納粹政權，德國作家托馬斯．曼（ThomasMann）自我放逐到瑞士、美國，他說：「我在那兒，德國就在那兒。」魯迅在租界寫下針砭時弊的雜文，中國文化人長期以來在英國殖民地香港發聲，流亡海外的作家寫下雄文，都是在放逐的處境下懷着放逐心情的筆墨。我雖不才，幾十年來也是一個放逐的文化人，即使在香港回歸後，我的處境和心境亦沒有改變，是放逐在主流社會主流政治之外的觀察者和評論人。
○七年董橋兄邀我在《蘋果日報》寫社論。我自覺所寫與一般報章的社論風格不同，較少報社色彩而較多個人取向。此番出書，原請董橋兄賜序，他別具巧思地錄下梁啓超一副集宋詞聯語：「燕子來時，更能消幾番風雨；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建議我置於書前。我讀着聯語，沉吟良久。想到年事已高，所寫評論總惹爭議，真是「更能消幾番風雨」呢？又正如托馬斯．曼一樣，我們這些放逐者也是「我在那兒中國就在那兒」，梁啓超集此聯語恐已過百年，而百年後我們時刻惦念的仍是「最可惜一片江山」。
是為序。
（《放逐》將在後天開始的書展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