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吳惠蘭在商台《有誰共鳴》訴心聲：「商界很奸，非常凶險，為了錢不擇手段，當人是賺錢機器，無人受到尊重」。
希望這只是她初出道考AO時的想法，不願入商界，做一公務員，按部就班有規有矩平穩是福。可是，人一多的地方，就沒有凶險鬥爭？即使是佛門，當年達摩祖師，法衣傳到第五代，最後一代傳人六祖慧能，一樣因禪宗二分為南北而不斷隱匿避禍，多年後才能打正旗號弘法。
又甚麼是商界？出版界傳媒界音樂界都在從事商業活動，不賺錢就難以生存，而要賺錢有時又不免要懂一點手段，問題是手段有否傷害別人以至公眾利益。
不幸的是奸商奸商，叫得太順口了，逢商必奸，官商必然勾結。這種仇富心態，記憶中是回歸以來的新產物，從前多少白手興家的大款，是多少人模仿的偶像。
如今仇富已是道德高地的入場券，看議員反對減利得稅的一臉兇悍，彈政府施政時動不動就拿紅酒稅諷刺唐英年，禮賓府中無辜的鯉魚也是熱門的開刀對象，一定得到共鳴。如果論政只是這個水平，議員不妨要求把利得稅改為劫富濟貧複雜無比的累進制，看營商環境再失去一個競爭力，奸商都改邪歸正，這個做不得，那個賺不得，生產力效率回報都放在一旁，港資外資都放棄賺錢機器的角色，那，誰來創造職位，誰來出糧，錢不能賺盡，薪又憑何加盡？一個奸人去到哪裏都是奸，在武林，在校園，在文壇樂壇，在電影圈在大圈小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這麼一說，不如大家務農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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