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昨天以紓解民困撥款，綑綁向四川災區重建撥款，果然都獲通過。政府提出四川重建工程需時數年估計要投入一萬億人民幣，香港由公帑撥20億成立支援四川重建基金，同時收集民間捐款，數年內香港官民整體承擔不超過100億港元。事實上，民間捐款已不會多，剩下80億恐怕仍要由公帑埋單。看來110億的紓困撥款乃經過精心設計，使這數目略大於向四川的整體重建撥款，這樣議員和市民才不會有多濟災民少濟港人的噪音。若沒有撥款四川的需要，是否會有向香港市民撥款紓困的措施，還真是很難說呢。
現在，立法會和輿論已沒有甚麼人再講《基本法》了。改變選舉方式的程序，人大釋法的程序，已全然不理《基本法》規定，由中央決定另行一套，大家似都接受了現實而不是照《基本法》辦事。反而《基本法》所沒有的甚麼「行政主導」就總有人講個不停。公帑是否可用於香港以外的地區，《基本法》是有規定的。星期二本報刊出黃世澤的文章，指出《基本法》第106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英文本更指明shalluseitsfinancialrevenuesexclusivelyforitsownpurposes，用上exclusively這個詞，具有「專用」、「排他」的詞義。撥公帑給四川，並非特區「自身需要」，是明顯違反《基本法》的。
有人認為，自03年以來，中央通過CEPA、自由行，給了香港不少好處，香港這次撥款賑災就當是給大陸的回報好了。這種說法，等於大陸的網民指摘一些大陸企業和跨國公司，在大陸賺許多錢卻吝惜於賑災捐錢一樣，是將商業的公平獲利，與捐款的自願原則綑綁起來，進行道德勒索。更何況，從CEPA、自由行中獲益的，主要是商界人士，但公帑則屬於全體市民包括中下階層所共有，政府撥公帑於「自身需要」之外多一些，用於「自身需要」如向中下階層解困的錢就少一些，中下階層沒有道理因為商界老闆從CEPA、自由行中獲利，而要動用自己有份的公帑向大陸災區回報。
在災難面前，也許香港人不應囿於《基本法》條文，而應發揮人道精神，向災民慷慨捐輸。事實上，香港人一向富同情心，在進入較富裕的社會境況後，對包括非洲等地的貧民都樂於捐助。四川震災發生時，香港市民感情激盪，捐款非常踴躍。但所有捐款，都應該是「樂捐」。所謂「樂捐」，就是有「助人為快樂之本」、「施比受更有福」的精神體驗。捐，使自己安心、快樂。如果捐得不快樂，或捐錢之後，感覺自己受騙，「揼心」，那就不是樂捐了。
四川賑災的捐款，不斷地有被貪官中飽私囊的傳聞，有實憑實據地販賣救濟品的報道，加上中共至今仍壟斷了接受和發放捐款的機構，不容民間團體插手，都不能不使人懷疑自己捐的錢究竟有多少到達災民手上，還是相當大部分落入貪官的腰包和飯桌。香港人對災區捐款的熱情消退，並不完全是事過境遷的因素。
就以這次北京提出的四川重建工作需一萬億人民幣來說，這一萬億的數字是怎麼產生的？有經過逐個項目的計算嗎？為甚麼恰恰是個整數一萬億？它會不會是一個信口開河的數字？重建款項一萬億，到了官員與承包建築商手上，會不會又產生另一批偷工減料的豆腐渣工程，然後又是地震、又是倒塌、又是捐款重建？儘管唐英年說，撥款重建以項目為基礎，民間團體亦可參與，但公帑進入中國這個貪污黑洞，香港人要監管真是不知從何說起了。
捐款另一個令人不樂之處，是實際上不是自願捐款而是「攤派」。本報月前有大陸作者寫了一篇《苛捐猛於虎》，指出內地從中央到各省市硬性規定各級幹部的捐款賑災數目。現在，一萬億的重建款項也由各省「攤派」，香港也被「攤派」一百億港元，這數字早前已由港府消息人士洩出，儘管由於受質疑而被迫分期批出，但仍是一百億。這也不是自願的樂捐。
最近，國際級富豪索羅斯（GeorgeSoros）寫了一本書，書名是：《TheAgeofFallibility》，他說他希望用他的錢做慈善事業，以改變世界，但慈善事業背後如果沒有開放社會支持，他的錢就會被誤用與浪費，所以在從事慈善事業之前，必須促進開放社會的建立與健全。
用公帑捐款給一個沒有新聞監督、沒有真正法治的非健全社會，不妨對市民作一次問卷調查，看多少人認同這是樂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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