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告訴我們，大國周遭的小國基於彼此經濟體規模及結構不同，在全球漸趨一體化下，小國利用自己的長處或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充份發揮自身的特色和經濟彈性與大國合作，往往會取得較大的成功，我們可從愛爾蘭或荷蘭等歐洲小國看到類似案例，其共通之處皆在於藉着租稅、研發、人力等軟體領域的改進，開放門戶並從中享受物流、資金進出的利益。
放寬大陸投資上限
同樣地，中國崛起後，台灣要借重的不全然是複製香港CEPA後的經驗，而是開始學習如何放大台灣的優勢，例如近期馬政府呼籲放寬企業赴大陸投資的上限，及替資本市場尋找新資金等活絡經濟的措施，其背後回歸市場機制、順勢而為的精神，遠遠勝過表面意義。
馬政府日前表示，企業赴大陸投資的金額不得超過淨值40％上限，最快於7月底前鬆綁，算是對工商界多年來的要求，做出初步善意回應。儘管筆者具體地去分析後，發現直接受惠此開放政策的多屬中小企業，短期內受惠程度可能不如市場預期，且主導此事的經濟部仍須耗時與其他相關部門協商，但值得稱許的是，日後政府與民間至少可基於此一政策的精神與架構，不再忽略兩岸往來越趨密切的事實，透過彼此協商尋求日後更佳的平衡點。
提升勞工技術改善軟體
我們從近年各國的FDI（外商直接投資）快速流往新興市場的趨勢可看出，新興市場儘管投資風險極高，但歐美及其他較成熟的亞洲經濟體系的成長，已達到樽頸位。以中國周邊的國家而言，新加坡將自己定位為東協的門戶及服務的增值中心，香港則基於龐大的中國腹地，以中國經貿的門戶自許，自八十年代即赴大陸發展的台商，更應該根據經濟結構的改變，着手進行產業的升級計劃，包括勞工技術水平的提升、軟體環境的改善等。
如將赴大陸投資與產業空洞化畫上等號，徒然讓民粹意見凌駕於潮流趨勢之上，不僅難以扭轉目前的局面，也怕錯失了台商發展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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