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在臺灣鄉下上小學，國軍文工隊偶爾來巡迴演話劇，落幕時游擊隊揮舞着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收復失地。這種千篇一律的「反共八股」看多了，端坐首排的部隊長官睏得張不開眼，問屬下還多久游擊隊才出來。
舉例為證是必要的罪惡，否則許多問題說不清楚，但因而以偏概全，先有結論再找證據，便是方法論的災難。七十年代中期同時出現兩本書，分頭研究中國文革時期的「小組」（smallgroup），其方法不同，結論竟然相反。華裔前輩學者從小組（如街道委員會）的結構和功能，侃侃談到塑造「社會主義的新靈魂」。他大量搜集《人民日報》吹捧的「豐功偉例」，然後安插到理論樓閣的角落裏，直到文革過後官方批判《人民日報》「假、大、空」，此書大抵蓋棺論定。美國社會學家M.K.Whyte卻在香港訪問政治難民，不牽涉他們對中共政權的「偏見」，只求了解小組在軍隊、學校、機關和車間如何運作，他從訪談中抽繹出一些結論，以為小組活動是「政治儀式」，此書至今重讀還有效。
這二十多年來，文化研究蓬勃發展，很精彩，卻吸引了趕時髦的末流。我參加過幾個會，好像收聽外國語廣播，只能斷斷續續邊聽邊猜。當然怪我自己孤陋寡聞，但文化研究不是火箭科學，何必故作高深狀，而結論卻簡單輕率到可以預測──反正資本主義是邪惡的？威廉斯、侯爾和薩伊德等大師可不這樣粗暴。我應邀到澳洲開會，印度學者抓住一個影片盡情發揮她對印尼文化的詮釋。如果我對這個影片（術語：文本）有不同的感受（術語：另類閱讀）怎麼辦？她顯然沒有想過這個根本問題。學術研究到底是學苑內部的嬉戲，還是公共對話的一部分？
馬克思說：「上層建築說到底（inthefinalanalysis）是受到下層建築所決定的。」姑不論「決定」何解，僅僅「說到底」就大有奧妙了。政治經濟學家批評文化研究者「頭重腳輕」，高估文化的自主性，沒有「最後」牢牢回歸經濟基礎。文化分析學者認為經濟基礎只是「起點」，不是「終點」；只決定文化的方向，而不是細節。說到底，方法決定結論，但是在起點還是在終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