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體制下的政府，當出現重大施政缺失時，一定會由國會及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到底，所有的公文、談話記錄都會公之於眾；非民主體制下的政府，當出現重大施政缺失而又無法挽回，或責任已被指向最高領導時，通常就會要求議員、官員與市民「向前看」，不要再糾纏過去，不要再「繼續內耗」，應同心專注民生問題。
中共政權面對文革災難，要人們「向前看」；對六四鎮壓，也要人們「向前看」。同樣，曾特首面對副局政助聘任的災難，也要立法會「告一段落」，「不要再繼續內耗」，同心關注禽流感、高油價及通脹等問題。
然而，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共正因為對反右、大躍進等沒有攤開問題作檢討，才導致文革；也因為文革後對政治體制沒有公開討論，才會有六四。同樣，副局政助之黑箱若不掀開，對事情不作徹底討論清理，就會對日後的管治帶來更大的禍害。曾特首講要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掩飾過錯，不躲躲閃閃，正面攤開問題，至少是香港核心價值的一部份。若認為特首到立法會訓一次話，不回答問題即離去，就表示他不閃避，表示可挽回公眾對他的管治信心，那無疑把民智已開的公眾當儍瓜。一些所謂學者、議員要幫政府護短，也不需要壓低自己智商到這種程度。
因為有保皇黨這些投票部隊，這件事在立法會確實「告一段落」了。正如03年若田北俊不轉軚，23條立法也會在立法會通過一樣，它只會引發更大的不滿，造成日後更大的災難。因為黑箱沒有打開，事情沒有解決，雪球會越滾越大，自以為得計的特首及附和的官僚只會更趨專橫。
事情告一段落了嗎？對文官制度的破壞豈會告一段落？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說，她沒有參與副局政助的遴選及薪酬釐定，這就表示薪酬釐定未有考慮到對公務員的影響。公務員中每名政務官都從幾千人中選出，還要經十多年才能到達現在的政治助理這樣的職級和薪酬，這次的高薪聘副局政助，又怎能對公務員的士氣不構成毀滅性的影響呢？
至於副局政助的聘任過程，曾特首指有別於公務員招聘，「但一樣有規有矩，亦有內部制衡」，「不可能存在由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問題是怎麼樣的規矩？怎麼樣的制衡？聘任委員會怎麼組成？是三、四人還是十多人？遴選經過是否也如同「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的「非一人說了算」的方式？
孫明揚承認，他有向特首辦推薦副局及政助人選，亦有參加遴選過程。他這樣說可能只是要為特首辦解困。真正既訂球例、又當球員又當裁判的，公眾懷疑是特首辦主任陳德霖。他自承有提名人選，而曾特首又指他主持政助的遴選工作。若認為雀屏中選者不屬他的「馬房」，何以不能公開招聘的所有文件，包括提名人數、由誰提名和會議記錄等等呢？若說公開文件會影響日後同類招聘，現在死不公開不是更影響日後的公開招聘？因為未來有志申請有關職務的人士，會認為自己無人事關係而放棄申請。這不是完善問責制而是破壞問責制。此外，林瑞麟承諾，日後聘副局政助，薪酬會較低，也會公開他們是否有外國居留權。這說法更證明這次的招聘，在薪酬與國籍問題上真的是「無規無矩」了。
曾特首不值一駁的狡辯，又不肯公開文件，更動員保皇黨議員在立會否決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已進一步引起市民的公憤。議會既起不到監督政府的功能，市民惟有如03年一樣，再次在三天後走上街頭。此外，更要準備九月立法會選舉，盡市民最大責任，鑑別前天在立會中議員的投票取向，在地區直選中，作出明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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