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聘請政治助理，香港年輕一代的學者應聘，雖然公眾指摘薪酬與年齡資歷不合比例，但政府開闢「書生從政」的機會，比殖民地政府和前董政府都更為大膽。本地的文人「知識分子」，反應卻未見友善，或落井下石，或同根相煎，據說連特區政府也大感意外。
書生可以「論政」，卻不適合「從政」，因為所謂知識分子，以浪漫的有色眼鏡看這個世界，夢想和現實往往分不清。二十世紀「書生從政」而淪為悲劇收場的人物，數不勝數，中國的汪精衞與俄國的托洛斯基，是中外兩大典型，其性格有相似，其歸宿也一樣凄慘。
文人從政的最大缺陷，是所謂「自我」。書讀得一知半解，沒有悟通世情險惡之道，往往又頭巾氣滿胸，一旦遇到挫折，由於性格柔弱，又牢騷滿腹。汪精衞與托洛斯基相同之處，不僅是處於同代，而且一個是孫中山逝世時在病榻邊起草遺囑的繼承者，一個是列寧臨終時屬意的接班人。兩人的權業都一度如日中天，兩人都有締造歷史的千載機會，但正如所謂彼得定律：「每個人都會升遷到他能力不逮的職位」，時勢變化太快，潮流掀捲太急，這兩位知識分子忽然好夢成真，發現自己與君王的寶座僅有一步之遙，心理調適困難，性格轉型無路，本來最多是屈原和諸葛亮的材料，命運卻指定他們當楚懷王或劉備。這就是文人從政悲劇的開始。
汪精衞多愁善感，一生為浪漫的情緒支配，讀得刺客列傳多了，年紀輕輕就想刺殺攝政王。參加革命，出於浪漫的狂想（Fantasy），而缺乏從政必須的謀略。汪精衞是把毛澤東拉進國民黨的介紹人，可以想像，狡詐說謊而臉不紅的毛澤東，在汪精衞面前滔滔抒發強國抱負的時候，汪精衞一定在這個後進身上看見自己的影子。文人缺乏深沉的政治判斷，對人情世故也沒有江湖歷練，理論第一，理想先行，偏偏一定會遇上一個不學無術，無才缺德的流氓對手。汪精衞遇到蔣介石，托洛斯基遇上史達林，在權謀面前，要擲骰子下重注的時候，不是踟躕寡斷，就是押錯了寶，一子走錯滿局輸。
列寧彌留時，屬意托洛斯基接班，那知道在列寧的喪禮上，托洛斯基卻跑到黑海去養病。獨裁者的喪禮，是下面一干野心家爭權的戲場，托洛斯基缺席，史達林正好主持大局。
托洛斯基為甚麼缺席呢？原來是頭巾氣作祟。他熱情奔放，不喜歡官僚的開會；他熱愛文學，目空一切，喜歡鑽研生活，對俄國革命衍生的許多問題並無解決的興趣。更要命的是也太介意別人對他的觀感，他本來有上位的正當理由，但他怕引起眾議，說他有野心、出風頭，尤其因為他是猶太人，內心有自卑情緒，相反史達林一旦認定目標，就專心經營。後來，托洛斯基眼看受排擠，也馬上提出自己的「政綱」：蘇聯要急促工業化、輸出世界革命，但為時已晚，史達林把托洛斯基的一套抄過來據為己有，派殺手去墨西哥把流亡的托洛斯基殺掉。
汪精衞情感澎湃，大開大合，當他知道日本偷襲珍珠港而不事先知會自己，嚎啕大哭，以頭撞牆。兩個人都有書生的一切弱點：自負而自我中心，空想而情緒化，怎會不自尋死路？
這兩個差一線就攀上了權力寶座，次一等的，和中共早期的陳獨秀、瞿秋白、李大釗；國府後期的胡適、外交部長葉公超，不是莫名其妙做了替死鬼，就是壯志難伸，苦頭吃足。他們缺乏的是流氓氣，也就是不夠「馬其艾維里」。文人要有流氓強盜氣質的增值。才會在政治上成功，中國兩千年來，做到這一點，只有曹操和曾國藩兩人。
因為書生的DNA實在太深遠，在一個不民主、壓制自由的制度下，書生由進私塾一起就夢想愛國報國，往往到「學而優則仕」之後才發覺中國政治之污穢殘酷，其時脫身已晚，後悔太遲。哈姆雷特的名言：「進與退，是個大問題。」文人不搞政治，像徐志摩之流，尚且在甚麼陸小曼、張幼儀、林徽音幾個女人之間糾纏出洋相，何況「從政」？
台灣國民黨領袖馬英九，是現代華人社會書生民主從政的先例，也難免展示了此一遺傳基因的弱點。日本自衞隊在釣魚台海域擒捕台灣漁船船長，扣押三日，馬英九最初反應懦弱，民間罵急了，馬上說「對日不惜一戰」，這種話說得太早、說得太滿，也充滿汪精衞各走極端的風格。然而可慶幸者，是馬總統畢竟沒有親自駕一艘快艇到釣魚台，赤膊下水，像香港的保釣烈士陳毓祥先生（事隔十多年，失憶的香港下一代，恐亦記不得這個名字了）一樣，在藍天碧海中高喊口號，宣示主權，畢竟令人安慰。對於馬英九的轉型問題，還是可以再觀察，在替他揑一把冷汗之餘，抱有一點點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