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辦主任陳德霖，在力挺現年28歲、只有三年工作經驗的政治助理陳智遠，為何獲13.4萬元高薪時說，政府這次需要的不是市場上有市價的專業人才，而是有政治能量的人，而政治人才「出面無市價」。
政治人才「無市價」這句話沒有錯，不過全世界，包括民主國家與專權國家，所有選擇從政的人，他們所獲的薪酬都遠比他們在市場上可以得到的為低，也比文官體制下可享長俸的公務員為低。美國大公司的總裁，平均薪酬是美國總統的62倍；美國聯儲局主席所獲薪酬只相當於銀行的中級僱員，而如果他願意投身金融市場，所獲年薪肯定超過千萬美元；紐約市長彭博，自定年薪為一美元。中國國家領導人的薪酬，也遠低於市場上一間大公司的總裁。
政治人才選擇從政，而不取市場上高得多的薪酬，除了「服務人民」、「回饋社會」、「貫徹理念」、「實現理想」等等或真誠或冠冕堂皇的說詞之外，即從個人利益來說，從政可以使自己廣為人知，可以聲名廣佈，可以有從商或在市場打工所沒有的滿足感，可以廣泛建立人脈……，這都是從政壇退出後一世享用不盡的好處。別的不說，從政後即使去演講，演講費也比筆者這樣的蟻民高多了。
副局長中惟梁鳳儀最誠實，她說，人工是衡量個人成就的其中一個指標，不過，對於她來說，在副局長的崗位上能夠發揮所長，已經是賺了。
因此，委任副局、政助，不同於商界在市場中獵頭。獵頭要以高薪來吸納人才；但政治委任不須高薪，再高的薪酬也請不到不願從政的人去擔任高官。政治委任須要請有志從政、有承擔、有主見、願意犧牲暫時利益的人士。他們不會因覬覦高薪而接受委任，只會自願降薪而望一展所長。對於有政治理想的人來說，給他們原有薪酬三級跳的高薪酬，是對他們人格的侮辱，他們會堅拒之。
但我們看到新任的副局、政助中，不少人不但欣納之，而且還戰戰兢兢、誠惶誠恐地反覆通過傳媒對市民表示：「俾個機會我。」甚麼時候我們會說這句話？通常是做錯事的時候。比如駕車被警察抄牌，你會說，「阿Sir，俾個機會我啦。」新任政助為乞求這份高薪酬的工，竟無骨氣若此，真是令香港人嘆為觀止。
曾蔭權指今次聘任原則是「集體決定，任人唯才」，間接否認「馬房說」。面對「安插親信」的質疑，陳德霖說，自己提名的人選只是「極少數」，「如果認識我的都說是我的親信，對他們也不公道。」
從世界各國政府組成來說，這種說法也是極為奇怪的事。因為任何人要組織自己的政治班子，找自己的親信是必然而且無可避免的事。民主國家的政府如此，專權政治的政府也如此。必須是你認識並相信的、或被推薦後你認為可以相信的人，你才會委任他進你的班子。「安插親信」並非不光明的事，建自己馬房也勢所必然。但為甚麼曾蔭權及陳德霖急急撇清呢？為甚麼輿論及市民又要對此質疑呢？
原因是這個政府、這個問責制根本就是一個怪胎。它沒有市民投票授權的民意基礎，甚至也不是專權政治之下直接委派的獨攬大權。它受到幾百人的小圈子選舉所制約，受中央委任所綑綁，也受立法會和自由輿論所牽扯。局長、行政會議組成，並非全由特首操控。公務員只是按章、依法做事，一些要遷就各方利益的施政未必能順暢推行。於是，就要藉擴大政治委任去擴張「馬房」。此外，擴大委任也為了必要的對一些親中政團酬庸。以高薪為餌，是不可避免的事。
因此，全世界政治委任的被委者都講政治責任，香港的副局政助都講「做好呢份工」。香港這個反其道而行的委任怪胎，會誕生出有承擔、有主見、有作為的政治人才嗎？還是只會誕生出聽話的、圓滑的、享受高薪的奴才呢？不須幾個月就有分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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