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輿論壓力下，擁有外籍的副局長已於昨天全部放棄外國籍。至此，副局長的國籍問題暫告平息。但擾攘一個多星期的副局與政助的國籍與薪酬問題，因特首、特首辦主任和大多數副局及政助的迴避龜縮，已顯示出他們無勇氣面對傳媒與議員的質詢，既懦怯又缺乏承擔，這樣的反應已造成特區政府的一次管治危機。
民主黨打算月底提出議案，要求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傳召陳德霖交代副局及政助具體薪酬。泛民各黨對此表示支持，但民建聯及自由黨都表示不支持議案。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說，政府無意進一步交代有關薪酬資料。
副局長及政助的國籍問題，無疑拆穿了民建聯、自由黨和特區政府的「愛國愛港」假面目。原來「愛國」是可以讓宣誓效忠外國元首的人去「愛中國」的，原來「愛港」是可以由對香港缺乏承擔的人擔任高官的。這無疑使政府、保皇黨的社會公信力大減，亦影響九月立法會直選議席的選情。
《基本法》並無副局及政助的職位，因此對這兩種職位的「外國居留權」也就沒有限制。但特區政府提出設立這兩種職位的目的，是「培育政治人才」，既是「培育」，當然是準備經過培育階段可以更上層樓，也就是升上必須沒有外國居留權才可以擔任的局長、司長的職位。接受被任命副局、政助的人士，也會將這項任命當成從政的起點，而不是終點。既如此，無論是冠冕堂皇地說是為了「服務市民」，或個人藉此階梯從政並望更上層樓，都應放棄外國籍，以示個人對於接受這個政治任命的承擔。在接受任命時沒有這樣做，就意味着對從政之路還是三心兩意，故要預留退路。
另一方面，《基本法》雖沒有提及這兩種職位，但特區政府既然以「培育政治人才」為目的而設副局、政助，那麼對他們的效忠問題應一開始就有所要求。換句話說，既在香港從政，就應對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有所承擔。新任人士是否有這種承擔，政府不能毫無認識。若認為他們毋須放棄外籍，那麼在任命時就要對此作出聲明，並解釋何以保留外籍仍不違政府成天宣示的「愛國愛港」？何以仍是可培育任局長或以上職位的「人才」？而不是被傳媒揭發，政府才說由新任人士自行選擇及解釋他們的國籍問題，或藉輿論逼他們放棄外籍。特首和特首辦的缺乏承擔，似乎與新任人士比，也不遑多讓。他們的從政能力看來仍有待「培育」。
薪酬方面，曾蔭權雖交代了範圍，卻沒有就每個副局及政助的薪酬作具體交代。曾蔭權的解釋是，公開每個人的薪酬，「會造成不必要的互相比較和人事管理的困難。」
因「互相比較」薪酬而造成人事矛盾，在私營機構中是常見的事，但在公務員中，就由於有明確的升遷制度，這問題較不會存在。至於政治委任人士，最主要是要實現自己的從政意圖，貫徹從政理念，服務市民，而不會斤斤計較薪酬。我們不會忘記，董建華從政，放棄了他的商界高收入，梁錦松從政，也放棄他年薪逾千萬的銀行高職。儘管他們的從政都以失敗告終，但他們在選擇從政時都不計較薪酬。甚麼人會計較薪酬呢？就是覬覦這份政治工作的高薪的人。不幸這次副局及政助的被任命人士正正不乏這類人，傳媒從他們原來任職的薪酬與新任薪酬的比較中就可以看到巨大的差距。曾特首擔心他們之間會「互相比較」薪酬，他是要告訴我們，新任人士不乏這類為錢去做而缺乏承擔的人嗎？
副局、政助的任命，已釀成風暴。有北京的《基本法》草委表示不妥；有香港親中人士炮轟；民建聯等政團內部及愛國親中人士私下憤懣；公務員隊伍眼見毫無建樹的年輕人，一下子薪酬比自己耕耘奮鬥十多年還要高，心理當然不平衡，士氣也大受打擊；全港市民更從此認識所謂「愛國愛港」的虛偽……。副局雖已全部棄外籍，但政助未棄，薪酬問題仍受爭議，泛民要傳召特首辦主任到立法會，保皇黨焉能再保？陳德霖焉能龜縮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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