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許多人都已熟悉的牧師MartinNiemolle的名句：「當納粹抓共產黨時，我沉默了；反正我也不是共產黨。/當社會民主黨被關時，我沉默了；反正我也不是社會民主黨。/當工會幹部被抓時，我沒抗議；反正我也不是工會幹部。/當猶太人被抓時，我仍然沉默；反正我也不是猶太人。/當我被抓時，已經再也沒有人提出抗議了。」這段話讓我們看到德國威瑪共和為甚麼失敗。
不錯，當暴政開始推行時，如果人人沉默，那就無疑鼓勵了施政者越趨向非正義。然而，當人人都沉默時，作為個體的「我」若選擇不沉默，又須要多大的勇氣！
當群起怒吼時，個人會成為其中一分子。所謂「罪不罰眾」，強權面對群情，也要讓三分。事情貼近時，人們都會動心；事過境遷，難免淡化。六四時，香港百萬人上街；現在，只有約一千人參加六四遊行。去參加演藝界賑災活動的市民，倒有兩萬多人。六四似乎漸行漸遠漸無聲了。
然而，倘若我們不是只懂得流淚、哀悼、捐錢，說些感傷的話，倘若我們細想一下，地震悲劇是怎麼發生的？我們的捐款又能不能全數送到災民手上？那麼我們會發現，六四與震災，並不是兩回事，它們之間是有關聯的。
一般常識都知道，除非地震伴隨着火山爆發，地裂，否則光是地震是不會死人的。地震造成大量傷亡的原因，主要是建築物的倒塌。而建築物倒塌，又跟建築工程沒有配合防震要求有關。這也就是為甚麼在四川震災後，災民憤怒地追究「豆腐渣工程」的底因。大批學校的倒塌，不是天災，而是人禍。豆腐渣工程的出現，跟政治體制的缺乏民主制衡、缺乏輿論監督等絕對有關。而民主、自由，正正是六四民運時學生與民眾的主要訴求。倘若十九年前中共當局接受了與學生對話，願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逐漸建立民主制衡與輿論監督，那麼經過十九年也一定會有點成效，不至於像現在那樣，在官商勾結之下出現大量偷工減料的教學樓。
震災的感傷，帶來數額龐大的捐款。到現在為止，總捐款數字已達400億人民幣了。這麼大筆錢，有多少會到災民手上？所有捐款者都應關心。因為我們捐錢，不僅是為了自己心安，也希望對受難者真的有幫助。然而，中國當局卻指定，捐款者只能將錢捐給官方的三大機構：民政部、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對民間組織的捐款，中國官方一律打壓，如「牛博網」接受捐款的建行賬號就被凍結。中國的貪污成風，使賑款去向受質疑。來自中國的報道說，「陝西渭南市移民局工會主席李萬明透露，兩年前渭河水災，國家發改委撥出救災款5,906萬元，這筆錢真正到災民手上只有50萬元，救災款被截流挪用的比例高達99%。」
這次震災物資被挪用、被轉移出售，發國難財的事，已多次被揭發。一般慈善機構都有行政費，但中國紅十字會等機構的行政費所佔比例過高，一直受到詬病。
回想八九民運，起因是學生、市民「反官倒」。所謂「官倒」，是指有官方背景的人從事倒買倒賣活動。當時中國的物價實行雙軌制，除了市場價格外，官方又會以遠低於市場價格的物資提供給指定企業或高幹，稱為計劃供應。這就使官員有權把計劃物資轉到市場高價圖利，這就是「官倒」。六四鎮壓反官倒的學生民眾，從此使貪污超越官倒，演變成所有官員以權謀私的潮流，國有資產大量流入私人口袋。中國遂成為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貪污大國。在這樣的背景下，這次震災善款的去向受質疑不是沒有原因的。
地震發生後，有人認為我們應暫時放下對中國實行民主、自由的訴求，此時更應同聲一哭，但流淚豈能讓我們對豆腐渣工程和賑款的公平發放不置一詞？震災的發生與後果又豈與民主、自由無關？前天，一位專程從深圳來港參加六四遊行的內地人士說，他不怕回內地被公安拘捕，「我們太懦弱，國家就強大不了！」──這應該是08年最重要的金句。
國家強大不在舉辦奧運，不在經濟實力和軍力，而在於要有不懦弱的、敢於發聲的人民。
明天晚上，請去維園為六四發聲！
周一至周六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