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列車在軋軋地前進，跨過了動盪的六十年代，踏入人類歷史的新的十年。」
這是我在三十八年前，為《七十年代》月刊所寫《發刊詞》的開頭兩句。回顧當年，我還懷念着年輕時那種要參與改革人類社會的熱誠，儘管那是左傾的熱誠。然而，正如牟宗三教授所說，三十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沒出息，四十歲以後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沒見識。何況那時正是全世界思潮都從保守主義反彈，向自由、民主、人權、社會主義大步邁進的時代。
我的「發刊詞」接下去是對當時思潮的陳述：「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青年，不可能再有『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十年窗下的生活，甚至也不可能再有在樹蔭底下讀消閑小說的生活了。我們處在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一個複雜矛盾的社會，我們幾乎每一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選擇：走怎麼樣的道路？做怎麼樣的人？跟隨哪一種趨勢？」
對生活在今天的青年人來說，這種追求人生意義，追求理想的時代，是不可想像的。但在當時，卻幾乎是所有不甘平庸、不想只顧飯碗的年輕人都在追逐的夢想。因為，東西方劍拔弩張地對峙已十多年了，美國藉冷戰而經歷麥卡錫主義的恐共黑暗時期之後，黑名單上的左翼作家已重新寫作。蘇聯釋放大批政治犯，史太林遭到鞭屍，中共與蘇共開始分裂，毛主義不但席捲中國大陸，亦蔓延到西方。
創新精神掙脫保守主義在西方活躍起來，女權運動，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如燎原烈火，在西方世界燃燒。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成為西方兩股主要思潮。前者帶來性解放和創業精神，後者則直接攻擊現有建制。這樣的時代，誰還顧得了一張平靜的書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