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前，筆者才寫了一篇論及要檢討香港私隱政策的文章，提及英國滙豐銀行遺失數十萬名客戶資料的電腦光碟。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若主角不是滙豐或者政府機構，有關方面可能根本就不會對外公佈消息，公眾無從得知我們究竟失去了甚麼私隱，過去可能有不計其數的同樣事件發生了，而我們仍然被蒙在鼓裏。」
話口未完，香港滙豐銀行被報章揭發其分行遺失了載有客戶資料的伺服器，涉及16萬客戶。言猶在耳，醫院管理局也出事，而且不是個別事件，過去一年共發生10宗遺失病人資料事件，失去的物件包括USB手指和手提電腦等，涉及以萬計病人的個人私隱；而且這宗新聞天天有新消息，越揭越深，予人感覺有關方面刻意隱瞞。以上種種，豈不正是筆者上文所述的寫照？
忌斬腳趾避沙蟲
若非傳媒報道，滙豐會否主動公佈呢？如果不是事情越鬧越大，連私隱專員亦介入，醫管局會否公佈那10宗遺失資料事件的詳情呢？醫管局成立小組研究加強系統保安及保障病人資料，3個月後提交報告，來自資訊科技界的莫乃光是小組成員之一（也是醫管局大會成員）。這個檢討固然重要，但私隱問題不僅是醫管局的事；正如筆者周前所指，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已經實施超過10年，是時間檢討香港保障私隱的政策，例如：若資料持有人遺失了數據檔案，是否有主動通報的責任？有懲罰嗎？需賠償嗎？若資料落入他人手中，有甚麼合法和正確的處理方法？
保障私隱當然重要，但別因此犧牲了資訊自由。今次事件令大眾成為驚弓之鳥，談下載數據而色變。不過，醫務或社會人士使用數據，主要用於研究和臨床所需，乃造福社會之舉；況且無論醫管局還是政府，有關數據屬社會資源，善用之有助推動社會改進。政府應立法令存取公共數據制度化，既保障私隱，亦確保數據使用者（包括醫務和社會人士）在不侵犯其他人的私隱下，合法善用這些社會資源。筆者認為，政府及醫管局若推行私隱政策的檢討，有必要與資訊公開政策同步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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