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是法國學生運動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五月六日，法國大學生在巴黎拉丁區遊行，與警方衝突。法國學生向警方擲石，警方還擊以催淚彈。法國的「一九六八」（Soixante-huit）成為現代史的一個名詞：激情、浪漫、理想。法國年輕人想掀起一場革命，推翻右翼的戴高樂政府。「紅五月」造就了法國政治、藝術、文學的新氣象，對後世有深遠影響。
「紅五月」的主角，是法國的憤怒青年。他們為甚麼憤怒？因為六十年代是一個激情的世代：越戰、拉丁美洲革命、搖滾樂、馬丁路德金的人權運動。
參與「紅五月」的法國新世代，有的在戰後出生，更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出生，他們還記得納粹掀起的戰禍，深以法國投降希特拉的維希政府為恥。一九六四年，美國柏克萊大學校園最先爆發示威，然後蔓延到歐洲，西方的學運，以法國的紅五月為最矚目的焦點。因為法國不止學生運動，還有工人大罷工。學生幾乎與工人聯線，掀起一場革命。
總理龐比杜答應增加工資、縮短工時，在最後關頭化解了工運。工人關注的是生計，學生卻沉迷於理論。工人覺得學生只是一群喜好空談的精英，學生也漸嫌工人粗俗，戴高樂當機立斷，宣布提前大選，激情開始消退。
法國的「紅五月」，英美的大學生爭相仿效，演變為反越戰風潮，間接促成美國自越南撤軍，直到赤柬的滅族屠殺，中國「四人幫」被捕，「紅五月」的幽靈才煙消雲散，然後是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相繼執政，西方的右翼新保守勢力登台。八十年代「優皮一族」在華爾街登場，世界進入網絡新紀元。法國的「紅五月」為西方的左派社會運動奠定根基，還影響了史匹堡、盧卡斯、哥普拉一代荷里活的獨立製作新進導演，還有總統克林頓的黃金八年。
紅五月的激情，是法蘭西民族的基因。「紅五月」繼承了巴黎公社和法國大革命的精神，而法國人的激情，每次都由年輕人推動時代的進步。「紅五月」的歷史記憶，是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的領袖，都是死在斷頭台上的年輕人；激進的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Robespierre），死時三十六歲；丹東（GeorgeDanton），死時三十五歲；丹東的左右手狄慕倫（CamilleDesmoulins），死時三十四歲，還有追隨羅伯斯庇爾的一個門生聖如斯（LouisdeSaint-Just），死時只有二十八歲。這夥革命家，才是不折不扣的「憤青」，他們以提倡自由、平等、博愛開始，在群眾的暴力行為之中，亢奮漸漸喪失理智，不但屠殺皇室貴族，發展到取締天主教，滅絕所有的異見者，但是法國大革命的年輕激情，無人可以否認，開創了一個叫「現代」（Modern）的時世，歐洲的現代史都以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開始。
法國人的激情，從不濫用，激情釋放出來的時候，都有令人類歷史改造的能力。「紅五月」正是想繼承法國大革命的激情，但法國大革命湧現了憤怒青年的魅力領袖、小資產階級與工人、失業流民聯合，「紅五月」的大學生不但無法與工人連線，本身也拉雜成軍，群龍無首。即使如此，法國的「紅五月」四十年來餘威尚在，創造了一個世代的思潮和文化。
中國的「憤青」一族，藉奧運「聖火」之名鬧事，圍攻家樂福、企圖發動「五一」抵制法國貨，卻輕易為中國政府壓下，在同樣玩激情玩了二百年的法國人眼中，未免有點貽笑大方。
法中兩國近世關係友好，其中不無法國人欣賞中國激情的心理──中國毛澤東的暴力革命，師承俄共，俄共受馬克思啓發，馬克思受到法國大革命鼓舞，因此法國人把中國的憤怒，有點視如己出的惺惺相惜。中國「六四」後的學生領袖流亡海外，法國的米特朗政府伸出同情之手，接收庇蔭最為熱情。一海之隔的美國，相形即態度冷淡。沒想到這一次，大陸「憤青」的怒火燒到法國人的頭上，而且如同反美和反日的情緒一樣，不但照例三分鐘熱度，而且背後並無人權和自由的理想為動力，只有歐洲，視為極右的民族主義情緒。法國人搞不清楚中國人的「激情」到底有甚麼內涵，由五四運動、文化大革命、六四到最近的「護聖火」，中國式的激情有點像濫印的紙幣鈔票，一次比一次廉價、中國的「憤青」，即使都是年輕人，不但沒有羅伯斯庇爾和丹東之類的人物，也看不見「紅五月」的盛景。中國的「憤青」行使的是一種「偽激情」，他們很可憐，只是工具，無從為自己改變命運，與法國人的激情相比，中國的「憤青」從來不是、也不敢做自己的主人。
這就是法國紅五月四十周年的歷史意義。法國人畢竟是真浪漫、真熱血的激情男女，他們的血液裏有創意，沒有奴性，法國「紅五月」雖然政治失敗，但也獨領風騷，四十年來，造就了歐美的一個現代的文藝豐收季。「憤青」有真有假，法國的「紅五月」，當然不如LV一樣，今日不為崇尚物質的中國消費者所知，但重溫法國的激情二百年，就知道激情不但如梵谷的向日葵，是創意的元氣，而且原來還是一個浪漫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