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家柏楊先生逝世。柏楊的影響力巨大，柏楊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卻以一冊《醜陋的中國人》風行二十年，還有英譯本行銷國際。
研究中國人口質素的問題，魯迅、林語堂、胡適等早有論述，但又以柏楊引起的迴響最大，因為柏楊比魯迅和林語堂更為深刻。柏楊的白話文功夫比魯迅高超，《醜陋的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許多共性，膾炙人口，因為讀柏楊這本名著，永遠都不過時：
「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因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
「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三百年的仇恨。沒有包容的性格，如此般狹窄的心胸，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獨獨沒有自尊。自卑的時候，覺得自己是一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
記者訪問柏楊：「你認為那個民族對全人類的貢獻最大？」柏楊說：「我認為是安格羅撒克遜。第一，他們創立了議會政治制度，使司法走上清明。凡英國的屬地獨立之後，都用英國的法治，你說，這個民族是不是有貢獻？我們中華民族在五百年來，貢獻甚麼？」
柏楊之心直口快，不知含蓄，自然刺痛了很多中國人的脆弱心靈，指柏楊「詆譭」同類。不錯，柏楊所說的「醜陋的中國人」，如果指十三億之中的每一個，未必完全精確，因為在六十年代的中國大陸，也有一些優秀的中國人如林昭和遇羅克敢講真話，堅持了人性的尊嚴。上一代的中國人也有很優秀的品種：畫家傅抱石、豐子愷，知識分子陳寅恪，還有在柏楊蒙寃下獄時挺身營救的物理學家孫觀漢，也數之不盡，即使今日的海外，也有一位中國女留學生王千源，在憤青的瘋狂攻擊之下維持獨立思考。王千源小姐就不是醜陋的中國人，一大堆面目猙獰、向王小姐發出追殺令的中國憤青才是。柏楊和胡適等擁有國際視野的知識分子，也一樣是很優秀的中國人。柏楊指的是一種民族的共相，歸納為「髒、亂、吵」三大令人厭惡的生活特徵，源自二千年秦始皇以來形成帝皇奴臣的「文化醬缸」，令中國人的思維停滯而酸腐。令中國政府也論斷「中國人民的教育素質差，不適宜像西方一樣搞議會民主」，很奇異地也與柏楊相同。罵柏楊詆譭中國人的人，敢不敢罵統治着他們的主人。柏楊說：「最大的醜陋，是不知道自己的醜陋」，可以為柏楊的中國人研究的終極結論。
柏楊的論點，永遠都那麼In，那麼潮，令人深有啓發。柏楊說：「美國有甚麼，中國立刻也有甚麼。你有憲法，我也有憲法，但中國的憲法像戲院門口的海報，誰上一次台，就變一次憲法，那又如何使人相信憲法？淮河之南的橘子，拿到淮河之北，就成了枳子。中國的文化就是淮河之北的文化，逾淮而枳，好像是一個美國蘋果，只要搬到中國，就立刻變成了亁屎橛，醬缸的侵蝕力很強。」
這是一種基因。何止是蘋果和橘子，互聯網也一樣。美國人發明的互聯網，本來應該用於文化和知識的交流，用於建立一個中國人自己也懂得用嘴巴說的「和諧世界」。但中國留學生王千源只因為在海外有一點點不同於民族主義情緒的個人意見，針對一個弱質女孩，她的同胞用互聯網來散播追殺令，把她的照片、地址、個人資料在網絡散發，暴徒在王千源在青島的家居潑糞。高科技傳來中國形成心靈的閉塞，令中國人自我加強仇恨，柏楊先生的真知灼見，真是精確無匹。
柏楊是一個醫生，他看出了其中的病態基因：「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問題──醬缸可以消滅智商。至於醬缸如何形成？可能是受儒家思想影響所致。儒家思想自從定於一尊之後，經過一百多年，到了東漢，成了一個模式，學生只可以圍繞着老師所說的話團團轉。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如果官方規定用朱熹的話解釋，就絕不可用王陽明的話解釋，根本不允許知識分子思考，他們已經完全替你思考好了，時間一久，知識分子的思考能力衰退。沒有思考能力，也沒有想像能力，沒有想像能力，也沒有鑑賞能力。」
柏楊一直生活在台灣，此一心得，有值得補充之處：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說過的話，也不准任何人來質疑，後來才有鄧小平號稱的所謂「解放思想」。相對於毛澤東的中國，鄧小平是敢於挑戰質疑的唯一人。「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種話在西方，是三歲小孩都知道的普通常識，不值一論，但在一九七八年的中國大陸，效應卻有如山崩地陷。舉國都口瞪目呆儍了眼，然後又展開了「到底該姓資還是姓社」的大爭論。
以秦始皇為尊，以朱姓的明朝家族為大，後來又以滿清異族為首，然後又以列寧和史達林的蘇俄為師。用柏楊的話來評析：這個醬缸阻礙了一個民族的思考力鑑賞力，還有基本的判斷力，在此一漫長過程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一團醬裏一起醃泡，成為今日的奇怪局面。
由於柏楊所說的「醬缸效應」，中國無法產生民主，今天正是「五四運動」的紀念日，「五四」提出的口號正是民主。相當詭異的卻是：觀之今日大陸憤青追殺王千源、圍攻家樂福，一發不可收拾的狂躁情緒，中國人自己證明了不可以、也沒有資格可以享受西方的民主，反過來，還要一個「獨裁」的中共，來勸喻要「理性愛國」，今天的中國，以「愛國」建立新的言論獨裁，而且這一次不由毛澤東來發動紅衞兵，而基本上是自發。仇恨和偏狹，取代了寬容和理性，如此國家一旦「民主」了，王千源的家馬上會被燒掉，她的父母會被暴民打死，王千源一旦回國，有很大的機會被凌遲碎割，其肉賣至十文錢一小片，像明末名將袁崇煥的結局。
這樣下去，如何收拾？這是中國執政者的事，不在本文探討範圍。柏楊的論述，也不是沒有缺陷：譬如他由此而否定中國語文，不但主張簡體，中文還要拉丁化，用ABCD來拼寫，這一點沒有甚麼道理。中國的唐詩、宋詞、崑曲，都是知識分子優美的藝術品，與醜陋的帝王與奴民無緣，而且越南、古巴也使用拉丁字母，卻不見得自由和文明。
柏楊言詞直率，他的缺點是身為中國人，竟然說了幾十年的真話，因此他的文字有時未免像高舉起的十字架，引起吸血殭屍的咆哮哀嚎。因為他活在一個苦難的時代，因言論而獲罪重囚，是一個從地獄走過來的勇者，柏楊對於許多他看不慣的事，有時未免太上心，這一點似乎沒有必要。「好的孩子學不壞，壞的孩子教不好」，柏楊先生的情感太澎湃了，似乎欠缺一點洞明的冷靜，何況從佛家的角度，一個民族的思想和行為，是他自願選擇的一種共業。例如，香港人最近也在擁抱着一種共業：在互聯網「香港討論區」，香港的中國憤青，也發起了向香港大學的異見女學生陳巧文的姦殺令，香港特區政府的警方，聽任不管。中國人醜不醜陋？香港人在五十萬人大遊行的時候，秩序井然，人人互敬互助，沒有暴力，那時候一點也不醜陋。醬缸效應長久發酵，以後很難說。
中國式的醬缸行為，在一所裝修過的戲院，不必換電影海報，是同一片上映。
柏楊先生是一位跨世紀的中國作家，他的離開，連時機都如此完美，他是一位對世界文明有卓越的警世貢獻的人，中國的醬缸，奇異地保存了柏楊作品主題永不過時的新鮮感。時間將會證明他的偉大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