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走了。看着一個個自己喜愛的作家離去，深感歲月無情，但人生不就如此嗎？再怎麼說，他已屬長壽，而且也宣佈封筆逾年了。
我受柏楊影響最深的，是他入獄前寫的雜文，不僅妙趣橫生，而且針針到肉，文字吸引，看到不能釋手。他在雜文中發明了許多新名詞，如醬缸（即中國人的文化缺陷）、官崽、西崽、聖崽、八字開（衙門）、三作牌（警察）、二抓牌（一抓權、二抓錢的特殊人士），還有「說不準學」、「一臉忠貞學」、「聽話學」、「難得糊塗學」、「頂缸學」等等。所有這些對中國人社會中的人情世故等文化缺陷的鞭撻，形成他畢生最重要的思想和最大的文學成就。他在獄中寫的《中國人史綱》，出獄後的《醜陋的中國人》，基本上沿着他的雜文思路。其後費十年心血寫的《柏楊版資治通鑑》，也是想要從歷史中挖掘中國人的醬缸文化。
我在主編《七十年代》的一九七三年，曾因發表姚立民的《評介向傳統挑戰的柏楊》，而引發一場關於柏楊的爭論。當時柏楊尚陷獄中，論爭的主旋律是為他的寃獄呼喚。柏楊出獄後，將有關論爭輯錄成書，書名是：《七十年代論戰柏楊》。他本人還手書一詩贈我：「七○年代時，我陷誅殺陣，域外伸援手，吼聲震亁坤。海天兩相隔，時尚不識君。而今逢九○，我幸在此身，幾筆謝李怡，一詩表我心。」
其實我只是盡一個編者的義務罷了，何須言謝？倒是我應謝柏楊，他的雜文和人品，使我受教良多，也助我成長。
一九八七年，柏楊出獄後第一次來香港，我給他做了一次訪問，印象最深的是他說的幾句關於「愛國」的話：「幾乎每一個人都是用害這個國家的辦法來愛這個國家。……這個國家不能再愛了，再愛就愛死了。」印證近事，能不深思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