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人們記得他，就只記得他風趣幽默的體育評述風格，還自行組織他留下的精句。句子是尋常的句子，尋常的內容，經過風格強烈的演繹方法，卻讓人印象難忘。
做人還是鮮明一點好，給別人記得是後話了，但至少當事人行事為人也有所依傍與憑恃，不是隨風擺柳面目模糊。這個道理，延諸各項人情物事各行各業皆適用。不怕大奸大惡愛恨分明之輩，最怕形態曖昧立場中間似明未明的騎牆分子（雖然騎牆到底也會成精）。
有一陣子讀了一堆死亡筆記，或是病榻紀事，描寫人之將死，病床上的體驗，多由旁觀者寫來。共通觀察點竟都是關於風格的問題，做活人做病人做臨死者，一脈相承，該有核心特色。與旁人無太大關係，首先是自己歡喜，先取悅了自己。
那天記者來問我，怎麼看一本雜誌的突然死亡事件。我的分析或偏頗，卻仍相信，若只有一條路可選，寧做風格獨特的小眾讀本，也不做投其所好形象搖擺的大眾刊物，因為後者比前者更有機會失敗，但前者最少死因明明白白。
阿根廷作家波赫士對《ParisReview》說，他年輕時曾經出版過一本書，結果只賣出三十七本。但他認為這三十七個讀者對他來說無比珍貴，他可以想像他們的背景、嗜好……較諸二千個讀者更鮮活。他是反對大眾嫌讀者腥嗎，不是的，他只是十分清醒知道，並且有足夠自信，不以市場或銷售量決定自身作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