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歲的錢德拉塞卡在受了愛丁頓的公開侮辱以後，我們想來那是任何人所無法忍受的。但他不但忍受了，而且還很理解愛丁頓所以如此大動「正誼的火氣」，因為科學研究的路上最難除掉的荊棘就是自己的成見。
愛丁頓是誰呢？愛丁頓就是在一戰後帶領天文測量大隊於一九一九年到西非去觀測日蝕，藉此求證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確實的程度。結果是愛因斯坦與愛丁頓二人，於一夕之間，均成為舉世注目的新星。愛丁頓的氣燄在十三、四年後的英國高到什麼程度不難想像，於是錢德拉塞卡只有離開英國另尋出路了。
錢在美國的東岸轉了轉，然後到了中部的芝加哥大學以研究助理（ResearchAssociate）的職位找到一個餬口的地方。二戰時期芝加哥大學是原子能研究的重鎮。二戰之後，很多物理學家轉學天文；而這些物理學家，也就並不大費力地轉業了。這大概是李政道的博士論文為白矮星（Whitedwarf）的原因，也是費米可以做他的導師的原因。
「太陽雖大，也不會亮這麼久」。這個長期以來的難題在那時忽然由原子物理的進展中得到靈感：太陽所以亮這麼久是由於原子能的融合。幾乎半個世紀後，錢德拉塞卡獲得一九八三年的諾貝爾獎，還是獎他的幾乎半世紀前的洞明的卓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他的努力又是在黑洞的數學，也許是他對黑洞的研究，把世人喚醒了──回頭來看他當年的議論了。
錢德拉塞卡有本很著名的演講集《真與美》（TruthandBeauty）。像我們這樣不識天文的人讀來，也同樣地拍案驚奇與擊掌稱快。而我最喜歡的，是他認為兩種文化人在一生中最有價值的貢獻時期並不相同。他說：「科學家一生可以有很多貢獻，可是最有價值的總是他自己一生中最初做出的那一個；而人文學者終生可以著作等身，但是最有價值的必是他晚年的著述。」
他繼續說，牛頓二十四歲時的一連串數理發現，如萬有引力等，屬於前者；莎士比亞最後一部作品是《暴風雨》，是臻於化境的壓卷之作，屬於後者。他又引出貝多芬最偉大的樂曲是其一生最後的四重奏。
我們不知道，錢是否把自己也包括在其中。顯然他仍驕傲於當初被人撕毀的創見，而絲毫未介意於愛丁頓的公開侮辱。可是，這些話卻是在一九七五說的，距一九八三得諾貝爾獎尚有八年。其洞見之明與信心之堅於斯可見。
我特別有感於他的這一番話：不會不想到楊振寧與李政道二人的個別成就。楊振寧的最有價值的論文，是一九五四的規範場論，楊本人也宣稱如是；李政道的最有價值的貢獻，也許是一九五○左右，他在天文學上的論述。從錢德拉塞卡在一九八六年親自往賀李政道生日這一點就可以看出。
至於一九五七李楊之獲諾貝爾獎，也許是出於世界形勢影響下諾選會所做的倉卒的決定。最多如同新大陸的發現是哥倫布無意中首先踏上了印地安人的一塊地而已。
然而，哥倫布發現美洲怎麼可以說是小事呢？但依錢德拉塞卡的淵博識見立論，李楊的得獎論文既不是李政道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也不是楊振寧一生中最重要的創見；只是二人以帶疑問的口氣，用有問號的標題所提出的幾頁科學意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