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老遇到人家問他，把故事場景設置在家鄉汾陽是不是因為小城的獨特性。小賈搖搖頭，不不，偏偏因為它不特別，它不是上海，上海是中國的一株花，給觀賞用的（他差點說溜嘴想說「標本」）。可能有一億多人住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等，但還有十億多人是住在像汾陽那樣的城鎮，一般模樣的小街小巷，店舖，房子，氣味，市聲。小賈的鏡頭要對準的，是城鎮的普遍性。
上海或北京的故事，不是普遍中國人的故事。汾陽偏遠而模糊，但它給導演挑選出來，卻又變得獨特起來。
有時迷戀一些城市，愛上它們獨一無二的氣質與情調，再沒有別的地方像巴黎，像台北，像布拉格，閉上眼也可辨出。在那樣的城市，人自然而然給城市收編進去，給搓揉成城市的道具。於是，所有人在巴黎都必得在路邊咖啡座坐一下，讓自己成為佈景的一部分。倒過來說，城市如此規範與供養着它的子民。
因此，愈來愈不介意走進沒有個性的城市，或者場所。最好它們一點稜角也沒有，這裏跟那裏沒有分別，人在尋常角落不起波瀾，反而生出奇異的自由感。一個普通人的自由。城市容人搓圓揉扁，隨處寫生，沒有一點個性一點規矩，任人填寫內容編輯故事，就如小賈在汾陽。
有好些人想要突出這城市的獨特性，卻不知不覺消滅了它的尋常性。怪不舒服的，實在是標本形成過程令人胸口作悶，身體不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