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約我上他的廣播節目清談一小時。他是八十年代的臺大人。他問我六十年代末在臺北讀大學的光景，我回的比他問的快：「言論苦悶，思想苦悶，性苦悶，錢苦悶。」
風氣保守，大學迂腐，學生談戀愛得偷偷摸摸。國民黨某大老當年在活動中心擁吻，校方竟以行為不檢開除他；他在別校撰文鼓吹青年人的時代責任，救國團主任蔣經國注意到了，下令我們在成功嶺受軍訓時必讀此文。那年頭說幾句話，左顧右盼，還東解釋西補充，「我的意思是這樣不是那樣」，深怕有人向教官打小報告。天下無不是的政府，國民黨叫我們好好讀書，讀好了書再愛國不遲。若干年後，大陸人赴台，最驚心動魄的就是牆上遺留的標語：「公共場所莫談國事，當心匪諜就在身旁」。
大學生啃幾本無聊的教科書，思想沒有出路。我躲在校園的角落看查禁的《自由中國》，《文星》遭攔腰斬絕了，整個臺灣社會噤若寒蟬。《時代》雜誌若對臺灣有微言，不是整頁被撕掉，就是整篇被抹黑。警備總部豢養文化警察（文盲兼流氓），蠢得以為馬克吐溫和馬克思都姓「馬」，而馬克思可萬萬碰不得。我們窮得脫皮，難得打牙祭。隔一陣子我踱到新生報樓下，從地攤揀幾本過期的《時代》、《新聞周刊》和《讀者文摘》，美軍丟掉的，每本五毛。隱約覺得國民黨的統治有毛病，卻說不清楚。
一言以蔽之：「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美國客座教授的問卷調查為歷史留下一些痕跡，他說大學生的第一志願是留美，然後滯留不歸。我常泡在美國新聞處，看免費宣傳電影，學英文，吹冷氣，喝蒸餾水。偉大的美國，自由世界的領袖，民主的燈塔。越戰打得白熱，局面膠着不輸不贏。某日冒出大鬍子、邋邋遢遢的史丹福男男女女，說要找臺灣學生「對話」。話不投機，他們逕自彈起吉他，在夕陽下草地上大唱BobDylan和JoanBaez的反戰歌曲。奇怪，如此行徑豈非叛國？他們罵我們是國民黨的應聲蟲。
七十年代初我糊裏糊塗去了美國，八年後再回臺灣，經濟已換新顏，黨外勢力蠢蠢欲動，我的思想翻了幾番。這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