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語言和特權，我想起一件真人真事。
解放前，我外公在上海灘做生意，做得還不錯。解放後這成了一種罪惡。那場瘋狂的運動興起時，外公家被抄家共產，外公作為「資本家」被抓進了監獄，直至病死獄中。
那場運動清洗了我外公的家產，也清洗了他家人的思想。他最寵愛的大女兒，我的姨媽，以身為「資本家」女兒為恥，考上北京外國語學院後報讀俄語系，決定學習無產階級的語言，從語言至心靈滌蕩自己，以獲重生。結果，因為她的「出身」問題，她被迫學習資產階級的語言：主修英文，副修法文。多年後，她的命運發生了神奇的逆轉，成為國內第一批去英國留學的人，成為第一批陪同國家領導人出訪的翻譯，後來去了美國，在聯合國總部工作至退休。
我不知道，如果她當時被獲准學習俄語，一生的路會怎麼走。兩年前她對我說起這個語言和特權的故事，她說完後我們兩個人都沉默了，在時間和命運面前，語言實在是蒼白的。
在一個荒唐的國家，在一個荒唐的時代，學習語言或使用某種語言進行學習，是一種特權。今時今日的香港，小部分人被特許英文教學，絕大部分學生被迫使用母語，這何嘗不是另一個語言和特權的荒唐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