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應邀在南京大學做學術報告，連窗台外都擠滿了人，其盛況令我吃了一驚。報告完畢，有學生舉手發問，要我評論大陸傳播學的現況。我說我不敢妄贊一詞，只是到先鋒書店瀏覽一下，發現許多學科領域都有專著，唯獨傳播學似乎還停留在教科書階段。不久，我在香港的學生收到從母校發來的電郵，謂我「拐彎抹角罵人」。太嚴重了，罵人豈敢，但直抒觀感而已。
一年前有個全國性的學會在南方召開，在冗長的閉幕式上，主席臨時要我講幾句話，我固辭不獲。遂言我看到下一代學子頗具潛力，目前蓄意待發，再過十年這個領域會出現一番新面貌。下了台，主席困惑為何還要等十年，其他同事怨我說得太客氣，根本不切實際。進退之間，實在不易。
據說今年是傳播學引進中國的三十年。三十而立，不管是怎麼算法的，總覺得有討吉利的意味。爭取鋒頭的學府紛紛組織討論會，邀請網甚至撒到國際去。有的討論會虛晃一槍，有的卻是認真檢討過去，砥礪來茲。復旦最近在深圳召開一個小型而成功的務虛會，表達對中國傳播學缺乏「主體性」的憂心。我因事未能躬逢其盛。事後，深圳大學丁未教授問道於盲，約我做訪問，要我談談對「主體性」的看法。
茲事體大，一言難盡，尤非我的學力足以「指點迷津」。中國傳播學界剛踏出「引進」和「介紹」的階段，即抱有「主體性」的自覺毋寧是件好事。然而還得一步一腳印，不能指望一步登天，更不能漫無邊際喊口號。學術社群的形成，必須接受嚴謹的訓練，必須遵守學術規範和紀律，必須對重大的基本問題建立共識。社群成員各自從活生生（living）和過往（lived）的「內在」社會經驗中，尋找出具體而有原創性的問題，再借助各種西方理論視野所提供的滋養，彼此運用各種方法和角度，分頭或合力疏解這些問題的因果、脈絡和意義。解答本國社會的問題是第一性，借助外國理論是第二性。由小見大，從問題的特殊性燭照理論的普遍性，假以時日，主體性自然蘊涵其中了。當然，這樣做的目的是爭取學術「對話」，而不是搞民族主義的「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