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蘇
黃（宗英）阿姨來電：「小蘇哪，香港報紙真不像話，怎麼說《小城之春》的編劇就是費穆本人啊？」想來她輾轉讀到了李歐梵教授的文章〈重溫費穆的《小城之春》〉。
如果無遠弗屆的互聯網覆蓋至冥界，對於此一信息，相信爸爸會扮一個鬼臉：「早四十年說也讓我少挨些批哪」，一笑置之。相反，虛懷若谷的費穆先生定會大發雷霆──《小城》甫上映，或因游離了當時討蔣迎毛的「進步」暗湧，「政治不正確」，上海灘上隨即罵聲四起，費大導演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九日《大公報》上撰文回應，謙稱：「假如《小城之春》有好的地方，是劇作者李天濟先生之賜，弄糟它的，是我作為導演者之罪……」
做為李天濟的女兒，使我終身難忘的，卻是二十多年前的上海，攜我觀賞這部「內部開禁」舊作時，父親帶給我的雙重心靈震撼：
其一，雖然在《烏鴉與麻雀》中，父親左擁黃宗英還想右抱上官雲珠，但生活中的他卻絕對是「非禮勿言」，以至被秦怡阿姨揶揄為「缺乏情趣的人」。在這位「喜劇大師」作品中，以內地婦孺皆知的《今天我休息》為例，雖然也涉及男女「談對象」，但似革命戰友遠勝蜜運愛侶，難覓半縷情絲。眼前這「小資情調」滿溢、柔腸百結的「三角戀愛情片」，真是爸爸寫的嗎？
其二，父親是影圈內外出名的「老頑童」，臉上永遠堆滿燦爛而詼諧的笑容，即便身陷尊嚴煉獄的上影廠文革「牛棚」，我去探視時，他還會對碌架床上鋪的趙丹擠眉弄眼「吹牛」：怎麼樣，我比你醜，我女兒比你漂亮吧？然後得意地哈哈大笑，惹來紅衞兵看守一頓暴罵。可是，當銀幕上演繹着那絕望中掙扎的兒女情時，我忽然發現，他仰着頭，滿臉流淌着大粒大粒的淚珠。他哭了，哭得不管不顧──二十多歲的我，第一次看到我的父親哭了。
事過數年，父親第二次在我眼前流淚。
八十年代末我移民香江，九一年父親來港探親，這是他解放後第一次走出閉鎖的國門，見面第一句話：「丫頭，快給我找些外國電影……」我到影視店捧回大堆錄影帶、LD，他一頭栽進去，白天黑夜，廢寢忘食，一部接一部，邊看邊記筆記。一次半夜醒來，赫然看到他坐在電視機前吞聲抽泣，我連喊數聲，他才緩緩抬頭，搖着滿臉的淚痕，搖着滿頭的白髮，口齒不清地喃喃道：我……我……人家……人家……
《小城之春》是爸爸創作的第一部電影劇本。
一九三七年夏，抗戰烽火驟起，十六歲的江蘇師範生李天濟輟學赴難，加入國軍22集團軍戰地宣傳隊，三八年潰撤至成都，考入四川省立戲劇學校，四一年進入「中央青年劇社」，四三年加盟演藝界龍頭的「中華劇藝社」，抗戰勝利後，四六年隨劇社移師上海。
十年演劇事業浸淫中，父親從跑龍套到場記、劇務、舞台監督、演員、導演、編劇，甚至反串，甚麼都幹過，堪稱戲劇全才，同時還有精力寫劇評、寫小說，獲得了多位大師級權威的讚賞。
「中華劇藝社」抵滬一年後解散，內戰中的經濟亂成一團，百物騰貴，百業蕭條，文化事業更是奄奄一息，父親這些為抗日奉獻青春的文藝青年，勝利後卻在上海灘上三餐不繼，除了撈個「臨記」、跑個龍套外，「打秋風」成了維持生計的主要方式，對象則是已經穩居一定社會地位的昔日老師、藝友。
四七年四月，一次秋風打到了「中青劇社」舊同事吳祖光家，奉上一大海碗蛋炒飯、一疊鈔票後，是笑吟吟的建議：「憑你的能力、才氣，為何弄到借錢的地步呢，寫劇本吧，一個劇本可以吃三年……」
黑窟中突現一線光明，父親奮力衝擊，七晝夜寫了五個電影故事。吳祖光看了說，先寫這篇《小城之春》吧。十天後文學本奉上，吳認為很好，曹禺先生看了也稱好，兩人聯手向各電影廠推薦，但「國泰」、「大同」都打了回票，輾轉半年多番碰壁後，硬着頭皮將這無名小卒的作品送給大導演費穆，想不到第二天就接到「文華」的約談電話。
會見學生時代的偶像，父親又驚又喜又怯，那知四十三歲的大師級名導演，面對二十七歲貧困「藝青」毫無架子。費穆為父親泡了杯茶，拍拍寫在練習簿上的《小城之春》：「蠻好，我很喜歡。」然後似乎不經意地聊道：「有首詞，蘇東坡的，……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李先生讀過吧？」父親滿腹怯情化為知音狂喜，因為，他正是一邊吟誦着這首詞，一邊疾書這部本子的，於是忘情從頭背起：「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大導演含笑點頭：「你記性蠻好，好，好，我們倆想法差不多。」隨之話鋒一轉：「這部戲你想說的是甚麼呢？」父親一時答不上來，費先生沉思中自語：「愛情？……」「不，不，我好像又不是寫愛情。」「那是……」「苦悶！」父親脫口而出，「我自己的苦悶，左衝右突，苦無出路……」費先生靜靜地看着父親，微微頷首道：「好！我同意你的想法，我們談得很好，就這麼定了。」臨行冀父親刪減篇幅，但隨即一字一句嚴肅叮囑：「戲，可不能刪啊！」
五十年後被推崇的「世界精典電影」，就這樣脫胎而出了。
《小城之春》四八年九月上映，激烈的毀譽交織聲反而奠定了父親名編劇地位。
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當局組織文藝工作者參加土改，海嘯般口號聲中，慈眉善目的老地主大小便齊下，土台上一片污漬，父親震慄了，脫胎換骨了。五二年，上海文藝界圍剿《小城之春》，父親痛心疾首獨攬罪責，未將絲毫責任推給經已逝世的導演。
然後，除了文革監禁四年、「燉冬菇」三年，父親做為國家級編劇，寫了四十多個劇本，但十有八九落得「槍斃」下場。
上世紀末，《小城之春》出土文物般走紅。九五年，影片被「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列入世界十大經典電影時，恰逢父親來港探親，淡泊的他藏身我的蝸居，繼續日以繼夜看碟記筆記，絲毫無意趕風頭。與《小城》女主角韋偉等故人敍舊時，講得最多的一句話是：費穆先生了不起，化腐朽為神奇……
也許是看碟看得太辛苦太激動，三月十一日父親突然中風，急送威爾斯醫院搶救數天後，由十字車直送機場返滬治療，五月十六日不治。
我聽到他的最後一句話是：「手、手……動不了啦……我還要寫啊……」，口齒已經不清。
父親逝世十三年了，他兩度老淚縱橫的畫面多番在我夢中出現，我常常神遊太虛地遐想：假如他四九年後到了香港，或者，假如《小城》面世一年的「解放」後，沒有隨即置身慘烈的土改，而其後三十年的神州上空，也沒有「文藝為政治服務」的酷日當頭，也許，在「處女劇本」《小城之春》成功之後，父親的筆下，還會描繪出一幅幅人間春情的畫圖，或者春光綺麗，或者春寒料峭，那怕是春夢朦朧吧，也總好過春光乍現了無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