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曆年前，收到李政道教授寄贈的畫冊，厚厚的一大本，是他自己所畫的。一頁一頁地翻看，欣悅之餘，對自己說一定要鄭重寫一謝函。但感想太多，竟成了塞車現象，至今舊曆年都過了，這道謝函也未能寫出。
塞了車，並無靈巧的辦法對付，只有一輛一輛地疏通。我現在想寫的，就是堵在最前面的那輛車，是有關錢德拉塞卡教授（S.Chandrasekhar,1910-1995）的。錢德拉塞卡是李政道的好友，而李政道在芝加哥的博士論文，是天文學方面，由費米指導的。但因為博士論文的內容，他先到錢德拉塞卡工作的天文台與其共事過幾個月。因為這位印度學者在美國工作終生，他的遭遇與反應實在特殊，特殊到令人不信的程度，所以常想談談他，並有些問題也想問問李教授。
同學們不論遇到什麼挫折，我總是先安慰他們，繼而背段孟子「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當他們再讓我說一些具體的故事時，我大概總愛提錢德拉塞卡。
科學家太多了，述說他們的功績時，總要用一種尺度：就把得諾貝爾獎當作尺度罷。錢德拉塞卡恐怕是獲諾貝爾獎最遲的科學家，也就是他所成就之年月距離他到瑞典領獎的時期也許是最長──約有半個世紀，而一九五七的諾貝爾獎與李楊論文提出的一九五六相距只有一年，鐵定是有史以來最短的。所以，我們不能不把這個最長時期與最短時期，常常聯想起來。
錢德拉塞卡是一九八三年獲獎的。得獎原因在他對恒星的演化過程及結果的研究。其主要內容是對白矮星的結構和變化的精確預言。這是一九八三年尾，諾獎會上宣布的。可是，其中的詳細經過，卻是一九八二年《科學》雜誌（Science）的一位記者JohnTierney報道的──真是驚心動魄，令人不忘！
我那時在中大教書，可是每到暑假就去波士頓打聽一下我們這一行的消息。我是一九八四年的暑假才看到Tierney這篇極有趣味的文章，還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位教授朋友特別推薦的，正題是「QuestForOrder」（〈尋覓秩序〉）；副題是錢德拉塞卡對黑洞、藍天與創作的長考。難得的是這篇文章是錢德拉塞卡得獎之前記者的報道，主要的內容是他對黑洞的預言，及他當年所遭的侮辱，這難堪的侮辱竟是來自他心目中的英雄──大天文學家愛丁頓的着意安排。使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無從立足於當時的科學社會，那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的皇家天文學會的大會上。
那個報道說：「錢德拉塞卡在星期五到了倫敦，對將要開的會議抱着很大的期望。他與愛丁頓爵士最近幾個月（在劍橋）常常晤面，一起吃晚飯，飯後談天，談恒星老了或死了以後是什麼情況。錢德拉塞卡在計算中確實有所心得，就要在這個星期五下午向大家宣布，與同行分享。
「但是，前一日，他在劍橋時看到愛丁頓爵士在天文會議的節目單上也有一個題目要告訴大家，而題目竟與他的完全一樣。這就怪了，為什麼這位天文學大家所要講的題目，與他所要講的題目竟然完全相同呢？
「對於這件事，愛丁頓與他會前雖討論及之，但是愛丁頓並未透露什麼。」
沒有想到發表之日，隨着錢德拉塞卡的宣講以後，愛丁頓上台說：「這是什麼？沒有這回事！什麼叫相對論性的兼併或退化（relativisticdegeneracy）。」然後，愛丁頓把錢德拉塞卡的論文一撕兩半！聽眾嘩然。
這就是我們後來所說的黑洞的最初萌芽，不但黑洞的研究因此遲了多少年，錢德拉塞卡遭此凌辱，自然是完全站不住腳了。五十年後錢德拉塞卡獲諾獎，主要是根據愛丁頓所撕成兩半的他的論文。
然而我們在李政道的文集中會讀到這樣的句子：
我1950年的論文將白矮星的錢德拉塞卡極限(ChandrasekharLimit)上限質量從5.6倍太陽質量降到現在大家公認的1.4倍太陽質量。……白矮星理論的創建人錢德拉塞卡很推崇我的貢獻！
李教授！不僅是我，好多人大概都願聞其詳罷！
當然，楊振寧與密爾斯一九五四的規範場論文，至今成了物理大海上的燈塔：後來者避風、破浪、導航、入港，不一而足。近年好多次發佈諾獎時，常涉及楊與密爾斯這份文獻。而李政道與其5.6低到1.4之貢獻究竟多大，至少內行錢德拉塞卡是十分重視的。楊振寧在二○○二過八十歲生日，諾貝爾獎得主十幾位雲集北京，為楊祝壽；而一九八六年七十六歲的錢德拉塞卡特去紐約為六十歲的李政道賀生日，也不宜說是小事。這兩個慶生會也許是可以一比的！就因為錢德拉塞卡的份量越來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