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錢穆代表兩種不同的學術思想典範。他們的學術態度是開放而寬容的，但「胡適派」和「錢穆派」則不免有門戶之見了。美國著名漢學家狄百瑞八十年代初在新亞書院演講，公開表示受到胡錢的啓發良多。他沒有中國文人承擔的包袱，可以從不同的學術傳統中擇其優者兼容並蓄。有些東西只能在跨文化的視野看得清楚。
大約同時，我初讀白魯恂分析中國產生文革的政治文化，也覺得旁觀者清。他提到西方人意見不和，寧可當面吵得面紅耳赤，不肯輕易寫成文字，因為那是必須負法律責任的；中國人陽奉陰違，當面阿諛奉承，打躬作揖，但回去愈想愈氣，寫文章把你罵得狗血淋頭，因為這時他不必承受直接的人情壓力了。
不知道白魯恂的見解是否脫胎自費孝通的《鄉土中國》。費孝通認為，中國社會建立在「差序格局」的基礎，是禮俗社會，用人情圈圈維繫社會關係，由內向外擴散，而且內外有別，但圈子很有伸縮性；西方是「法治社會」，以權利和義務的關係為主軸，相對平等而正式，邊界比較嚴格而分明。記得白魯恂也說過，人情社會最大的懲罰是不給面子，故稱中國文化是「恥」（shame）文化；西方的法律有宗教的根源，是往往訴諸道德的「罪」（guilt）文化。這種兩分法當然是「理想型」，刻意放大差異以便觀察比較。
剛出道時，師輩取去我的文稿，約定列入商務的一套叢書，不料他擅用「前電腦」的手工打字巧立名目排印，硬掰質地精美，讓我啞巴吃黃連。最近詢問我幫過忙的北京某出版社，能否不付費出版學術著作，編輯客氣謝我一通，答應儘快回覆，然後石沉大海。臺北某出版社一口應承，真正要求簽合同，卻一概不理，無非要我知難而退。我猛然醒悟，海峽兩岸儘管隔離幾十年，以逃避處理問題卻何其相似。
高錕當中大校長時，最不習慣黑函滿天飛。黑函就是不給面子。香港華洋雜處，對黑函的貢獻當然平分秋色。洋橘在母國豈敢放肆，只有在殖民地的土壤變種成為洋枳，才能靠黑函和靠鬧事掩蓋學術無能，偏偏仗着大學當局投鼠忌器，他們便愈發猖狂無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