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灼祥
拔萃男書院校長
電影《追風箏的孩子》改名為《追紙鳶的孩子》比較恰當，風箏在空中會發出鳴響（因為在紙鳶上繫上絃或風笛，升上天空遇上強風，鳴叫起來，像箏的聲音），紙鳶一樣以紙製成，（因沒有繫上絃或風笛）卻不會發出聲響。不過，如今我們多以風箏稱謂取代紙鳶，不管飛在天上的紙鳶不會像箏一樣鳴叫。
《追風箏的孩子》，電影開始一幕：刻劃阿富汗鎮上天台站滿孩子，地上走動着孩子，都在放紙鳶，場面拍得流麗動人。少爺阿米爾和小僕哈山合作，一個負責拉線，扯動空中紙鳶去向，另一個拿着線筒，放線或收線。這是一場空中戰役，是空中飛翔的紙鳶與紙鳶的比拼，誰可把紙鳶控制得宜，自有機會勝出，戰敗一方的紙鳶，落得斷線下場，隨風飄去，而可以把它找到，是勝利者的另一種光榮，打敗對手之餘，還拿到戰利品，很好的獎賞。而哈山是找斷線紙鳶能手，他有預感，知道紙鳶會要飄到那一方向。
《追風箏的孩子》故事發生在六、七十年代的阿富汗，那是一個放風箏的年代。在阿富汗如是，在香港一樣。那時居住在上水的三層高唐樓，是五十年代上水石湖墟大火後重建的唐樓，整個墟盡是三層式的建築，三樓再上便是天台；天台，正是黃昏過後孩童一起放風箏的好地方。
在新界小鎮放風箏，可沒電影場面那麼壯觀，放風箏屬一個人的遊戲，不必靠助手去拉線（像影片那樣子拉線，手掌該會有如刀割的損傷）。
黃昏過後，孩童都湧到天台放風箏，最具殺傷力的紙鳶，是馬拉鳶，控制得宜，它在空中的移動速度可快，順風飛行，瞬間可從南端移至北端，因為速度太快，殺傷力強。要𠝹斷對方的線，看似不費吹灰之力，實際上牽着馬拉鳶的線須十分講究，紅藥水玻璃線或魚絲線屬上選。價錢昂貴，非一般孩童負擔得來。退而求其次，只好自己動手，親手去製造玻璃線了。製作過程一點不簡單，要找一位或以上的幫手，到郊外空地，在兩株樹之間，設立臨時玻璃線製作工場。先把煮熔的樹膠放入鐵罐，加入玻璃粉及紅藥水，在兩棵樹中間空地放置一張木凳，上面擺放穿了小孔的鐵罐，將另一鐵罐混和好的藥水、樹膠及玻璃粉倒進去，白線從鐵罐小孔一端拉至另一端，線轆一邊放線，另一邊收線，如欲有更佳效果，可拉着線繞着大樹，來回走動，把線在兩樹間風亁，然後把線收好，就可得到極具殺傷力的藥水玻璃線，比紙鳶商出售的玻璃線質地更好，更有機會憑此線在空中稱王稱霸。
那時有一位中年人也愛在天台放紙鳶，他技術高超，所用的馬拉鳶是最上等的，用的是玻璃藥水魚絲線，線轆又大，出線速度比我們的都快，他一出現，孩童的風箏在空中活存下來的機會絕無僅有。有一次，幾名小童合作去𠝹斷他的風箏，兩個風箏低飛，飛到他的「楚霸王」紙鳶，一上一下，瞬間都壯烈犧牲了，另一隻風箏趁此機會在高空衝下，趁着風勢，力量極大，那小童拋動線轆，讓出線速度加快，憑此策略，把「楚霸王」也𠝹斷，那該是記憶唯一一次的勝利。
沒想到在阿富汗，放風箏也會成為政治不正確的活動，在塔利班得勢的日子，孩童連放風箏的自由都欠奉。電影帶出來的訊息眾多，其中一幕，在塔利班統治下，人活在恐懼中，沒半點自由，該是最痛苦的了。長大成人的阿米爾，成了作家，那也沒甚麼了不起。早年性格懦弱的他，為了救好友哈山的兒子，重返阿富汗，再次見到昔日的小惡霸（如今是大惡霸），說是救哈山的兒子，沒想到最後救他的，還是哈山的兒子，他用一支丫叉，打盲惡人一隻眼（回應了童年時期，哈山拿着丫叉對抗小惡人，教他知難而退，救了阿米爾）。
阿米爾救哈山兒子一幕，處理得有點牽強，可信性低，卻大快人心。阿米爾與哈山的兒子能夠逃離虎口，不無僥倖成份，是小說與電影計算出來的動人場面之一。阿米爾從懦弱變得剛強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皮肉之痛。相對哈山少年時為了小主人所受的痛楚，成年後，為保衞主人家園而遭殺害，阿米爾所付出的，可算微不足道。
《追風箏的孩子》拍得好的場面與處理較差的場面此起彼落，有時甚至顯得風格有欠統一。要是影片只集中講述兩名阿富汗少年的故事，場面的處理或許會容易多了。但這套電影想講的可要多些，想傳遞的訊息也多：人世間的背叛和贖罪，無望與希望交替。戰亂年代，人多顯得脆弱無助，卻仍有人會堅持人的尊嚴，在生死關頭，仍流露出人堅毅一面。阿米爾的成長，懦弱的他，最後變得剛強是電影主線之一，真正牽動人心的場面，卻是由哈山演繹出來。到了最後，我們最懷念的也是他這個角色，我們最想見的也是他（要是他仍在生就好了）。看到他兒子的表現，有乃父之風，我們自感欣慰。
最後的一場放風箏場面，沒有潛伏的危機，不會有欺壓（像小惡霸欺負哈山的兒子），不再驚心動魄了，是讓觀眾看到人間有情，有希望的好。最後一幕，處理手法很荷李活式的，苦難過後，有一個快樂結局，我們也樂意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