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老牌」出版社倒閉，所謂「集體回憶」，又陷一城。該出版社當年以出版「袋裝書」開創本地風氣，名噪一時。「袋裝書」的風俗，抄仿自日本，因為日本人在東京地鐵上班，閱讀風氣濃盛，喜歡一面乘車，一面閱讀，日本「岩波文庫」，即為袋裝書出版之代表。中華民國時代，出版家王雲五的「人人文庫」，亦屬小巧玲瓏，書身籤長，一本裝在當年寬敞的唐裝口袋裏，尚有餘空，還裝得下一支鋼筆、一盒墨水，另加一隻西洋袋錶。
香港的出版生意難做，因為香港的閱讀向來不成風氣。暢銷書多為炒股投資、湯水美容的天下，但這一類書籍，販賣者不屬「知識」，而是「資訊」。嚴格來說，閱讀（Reading）是很崇高的習氣，以書為目標，而書是傳播知識（Knowledge）而不是資訊（Information）。例如一具手機附贈的說明書，教導用者怎樣使用各樣按鈕功能，說明書羅列的是資訊，閱讀這冊說明書的，嚴格來說，不夠資格稱為一名「讀者」，只是一名「消費者」。同理，教導如何炒股票、怎樣湯水護膚的各類印刷物，嚴格來說，只是資訊的「說明書」（Brochure），而不是「書」（Book），偏偏華文的「說明書」卻又與書籍的一個「書」字雷同。閱讀說明書的人，有快速的功能目的，香港有許多以書籍形式出現的資訊手冊，不可以列為「讀者」，只是「用家」或「消費者」。讀者與作者的關係，是時空心靈交流，在閱讀的同時，讀者與作者隔世相遇，擦肩而過，電光火石之間，共鳴交擊生輝。閱讀小說、哲學、聖經的時候，會有這樣的感覺。讀書而獲得知識和智慧，讀者像情人；看了一冊資訊的說明書，消費者像一名嫖客。
這就是香港今天沒有真正的出版業的理由。經濟暢旺的時候，「市場」講究聲色享受，炒股和護膚飲食的資訊固然流行；經濟衰退之際，消費者沒有餘錢，更缺乏買書的動力。香港人到底愛不愛「閱讀」？視乎「閱讀」和「讀者」的定義。香港沒有多少個「讀者」，但有許多「消費者」，而真正的閱讀，絕對不是消費，英國大學制度，副教授的職銜，就叫做Reader。這就是這家老牌出版社當前必定倒閉的理由。
全球華人共有十三四億，英語人口，不算印度，卻只有四五億，英文的出版物品，對世界的影響卻遠超華文。因為英文不像華文，全球大一統，沒有區域割據的毛病。一本《哈利波特》，在英國、愛爾蘭、新西蘭、加拿大，不同的國家，只要使用英語，都可以暢銷。
中文書籍不同，中國大陸的「漢語」，與台灣的文字，格調互相排斥；香港的中文，卻又摻入了地方方言的語法，為中台兩岸讀者所不明。中國語文經歷了「文革」的破壞、政治的污染，中國人半世紀以來開會學習、表態做報告，習慣了拖時間發言、打馬虎眼說話，形成「大陸式中文」的嚕囌冗長、沙石夾雜的「風格」。台灣則長年以「中華文化復興基地」自居，語文風格典雅。近年卻又因外交孤絕，身份困惑，知識飢渴，大量繙譯西洋典籍，變成學術詞彙浮誇充斥。香港的中文本來最直接亁脆，但文化傳統最薄弱，「本土意識」增長，形成有本地特色的港式中文。港台中三地的語文，暗中互為排斥，且不說中國大陸屬於政治上非民主的另一制，審查嚴苛，文字又有正簡體之爭，十三億人口的「閱讀市場」，連最基本的語文，從來沒有「統一」過。加上中國盜版偷竊產權成風，作者的書越暢銷，損失越大，版稅矇騙剋扣，這種粗糙的「市場」，不會誕生有國際水準的名家。
因此長期雄踞中文閱讀暢銷榜首的，長期以來是英文小說《哈利波特》的中譯，然後是在港台中三地中國語文市場中佔取了「最大公約數」的金庸。「讀書」和「獲得資訊」是兩回事，香港的出版業才經營困難。中國視書籍文化產業為政治意識的戰場，保護主義嚴密，對香港CEPA，可以惠及飲食、髮廊、卡拉OK娛樂場所、會計師行，從來沒有說歡迎香港的出版商進入大陸。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出版業，以文化的影響力而論，英文依然佔優，因為英語世界有出版自由、契約精神、尊重人文知識產權的一套優良制度。英美加澳各國，中產知識階層龐大，知識暢通無阻，寫作人才輩出。日本的岩波文庫，源自英國的企鵝文庫，袋裝面世，迎合工業革命帶來的人文思想的解放。有書籍，沒有內容，如同擁有印刷機，卻沒有堪可出版的經典。書籍和印刷機，只是硬件，作品本身才是軟件，活字印刷由中國人發明，十五世紀傳到歐洲，促成了歐洲黑暗時代結束，人文精神的解放，經典不必手抄，由僧侶鎖在修道院的藏經閣，而是知識廣佈民間，促成人權的覺醒，這就是時至今日，只有《哈利波特》、《達文西密碼》等暢銷全球華文市場而無阻，一舉把華文出版業打為英文出版業殖民地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