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予外界以大國崛起的印象。中國的經濟發展，營造了不少炎黃子孫的強國夢，也常帶來許多華裔人士的民族主義亢奮。
放眼全球，一個國家在經濟競爭中獲得優勢的辦法有兩種，一種是加大經濟活動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國人民福利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活動的生產率；另一種是，以剝奪本國勞動人口的各種勞動保障，壓低工資，放任自然環境的損害為代價，從而贏得在全球化經濟中的廉價優勢。後一種發展，近年有一個說法，叫做「Racetothebottom」的競爭，中文有人繙譯成「競次」，它的意思是「打到底部的競爭」。在這種競爭中，不是比誰更優秀，誰投入更多科技、教育，誰更能產生行銷全球的品牌和向世界擴展的企業，而是比誰更「次」，更糟糕，更能苛待本國的勞動階層，更能容忍對本國環境的破壞及對民族企業的踐踏，一句話，是比誰更有能力向人類文明的底線退化。
從上世紀的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日本經濟快速增長，日本工資成長速度比美國快70%，到八十年代日本工資已與美國看齊。從一九七八年到○四年，中國經濟也快速增長了二十多年，而中國勞動者的工資只有美國的4%，勞動力價格甚至比九十年代經濟才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最發達的珠三角的民工，工資竟十年沒有上漲。中國勞動階層既沒有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更談不上福利、工傷保障等等在世界各地已是常規的社會權利。勞動力在中國被當成純粹自然資源在使用，勞工的待遇甚至比毫無感覺的自然資源都不如，起碼在中國保護環境的呼籲是合法的，而保護勞動者權利的呼籲與維權行動卻事實上不合法。
引進外資幾乎是中國各地方政府維持經濟增長的唯一手段。許多地方除了壓低勞動工資，還在土地上讓利（長三角每畝工業用地低至三至六萬元），有的地方甚至零地價，送廠房，五免十減半稅收，對環境破壞的容忍，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性開發，對本國市場的讓渡，對民族企業的歧視，等等，都是這種「競次」競爭力的體現。
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本國企業在世界市場的拓展。跨國企業在全球經濟的作用越來越顯赫，說明企業比政府力量更能越境跨界。但中國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國家似乎有了競爭力，但本國民間企業不但沒有興起，反而變得衰弱，大多數人民仍然貧困。蘇州八十年代時有四家在中國市場非常有名的本土家電企業，如今已全部銷聲匿迹。中國商務部05年的一份報告說：中國以市場換取技術的初衷沒有達成，外國跨國企業在中國已顯露壟斷苗頭。
外資企業儘管普遍具有（從母國帶來的）健康企業文化和商業倫理，但受中國腐敗政治文化所誘使，也漸漸為了經濟利益而捲入中國的腐敗政治中。這種外資與腐敗的合謀，只會越來越頻密。
中國的經濟奇迹，來源於一個龐大得驚人而毫無勞工保障權利的底層人口，和一群毫無競爭力的本土企業。外資在中國可以予取予攜，浮在中國上層的政治官僚，和少數有關係利益分沾者，藉着毫無民主與缺乏法治的體制，對底層人民和本土企業盡情壓榨，巨額公款消費的壓力通過教育、住房、醫療三座大山轉移給底層人民，而在國家層面維持一個強大的形象。中國的國家似乎興起，但民族沒有興起，人民貧困，民族企業受壓。中國的發展說明了，沒有民主，不但無法保障民生，甚至也沒有民族復興，而只有國家的強權。
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民生、民權，基礎是民權主義。沒有民權，甚麼都談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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