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唯有業隨身」。
陳太開過香檳的一刻，不是民主新一葉，而是舊業開始給人翻炒的一刻。如果說葉太的原罪是二十三條，陳太的原罪就是在政府曾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以預期，陳太對政府任何的批評，都可以給現任的官員很方便地反擊，這政策早在ＸＹ年前已存在，當時你也有份推行。
沒錯，從三十九年政策推銷及執行的賣家，身份忽然轉為驗貨及收貨的買家，實在需要心態調適，且不免尷尬。但如果我是曾班子心戰室一員，就不會建議官員拿當時你也有份變成答辯的口頭禪。此一時、彼一時，得民心的答辯為甚麼不能以事論事，只懂針對歷史遺留下來的無奈，何其小家。
當過政務司司長，當然好像政府事事都關陳太事，但公道點看，在董生大有為一把抓之下政務司長有何政策的話事權？
立會討論廸士尼不濟事件，居然也有人提出陳太對此也有責任。真是欲加之罪莫須有。不用有消息人士透露，稍對時事關心的人都不會忘記希望爭取廸士尼在港立足，非但是董生的意願，也是港人普遍的共識，而負責與美方談判的是當時的財政司曾生，而在董生繞過政務司長直接跟有關官員直接溝通的七十一精神下，有誰相信陳太有機會參與？而陳太的無奈在於不能有失風範地把這些舊事攤出來自辯。政府為甚麼不能用平常心讓陳太好好單純做一個正常的議員，六十份之一發言僅三分鐘，怕她甚麼？前上司的陰影一日不抹去，一日不得理性與安寧。